海岸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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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科学理财以钱生钱（第3页）

然而，各地出现盈绌，即使酌盈济虚，少量的现银调运还是不可免的。为了保证银两调运，山西商人自设镖局，武装押运。有人考证，镖局鼻祖，乃山西神拳张黑五。不论张黑五是何时代人，但山西人设立的镖局最多却是事实，这是与商业运现的需要分不开的。北京、张家口、蒙古三岔河多处有山西人经营的镖局。运现之外，晋商发展了汇兑，还有“克钱”、“拨兑”以及“谱拨银”、“城钱子”等多种信用工具和融资方法，发行了凭贴（本票）、兑帖（汇票）以及汇兑的其他形式如上贴、上票、壶瓶贴、期帖等等，这些商业票据和银行票据，实际上与货币无多大差别。可见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创造了多种信用流通工具，这些工具又反过来促进了金融贸易的繁荣和发展。清代中期，凡是山西商人活跃的地方，多数都出现了钱市。每日清早各钱商集聚在固定地区，进行货币与资金交易，并由钱业行会组织管理，操纵行市和汇水，这种钱市实际上具有了现代金融交易的某些特征。酌盈济虚，抽疲转快，致使资金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获得最大的收益。

上述调拨资金的“八字”方针，除了盘活资金，加速资金周转外，还在顺汇和逆汇中增加了利息收入。例如，蔚泰厚苏州分号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四月二十日致京都分号第91次信中说:“……玉盛号于三月二十一日借去咱足纹银三千二百两，连空伊期一个月，均按月九厘，至七月初十日，在京无利交咱头白宝银，所有伊立来会票，随后托妥寄去，无砝，其平照会来之平，每百两比咱平小一两一。”这则信汇即是寓放于汇的逆汇事例。山西人在北京的玉盛号缺乏现银的情况下，又需在京都采办货物，因此求助于蔚泰厚苏州分号予以垫汇，然后，由北京的蔚泰厚分号收回这笔款项及其应得利息。信中谈到的“连空伊期一月”，实际上是说包括从苏州汇往京都实际所需时日在内，都要按月息九厘行息。

5．具有防伪功能的密押制度

票号用以汇兑款项的主要凭据是汇票，亦名汇券。普通汇款，以庄票使用最多，其手续是汇款人将款交给票号，由票号开具汇票，交给汇款人，汇款人将此汇票交给收款人，收款人即可持此票向汇票中指定的票号取款。

在票号产生以前，我国虽早已汇票流通，但因其没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而不能被广泛使用。平遥票号的产生，才开始了我国比较成熟完善的汇兑制度。晋商经过不断摸索，创造了一种密押制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做到了精心设计。从而保证了异地汇款所用汇票真实可信而不致被造假者冒领汇款。

因为票号的兑付都实行“认票不认人”的制度，汇票上写上银两数额后即可到异地提取现银，所以汇票的防伪性极其重要。票汇的关键是在一纸“票”上。

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乔致庸从恰克图贩茶回来，赚了十万两现银，从广盛源在恰克图的分号中换成银票带回了山西祁县，然后到平遥广盛源总部兑银子时，到业务室看了墙上贴的密押字，掌柜的说是店规。

乔致庸将银票带回家后，与谋士孙茂才一起参详了很长时间，才把其中的奥秘参详透，弄清了密押的原理所在。据现在平遥古城日升昌票号博物馆业务室陈列的密押是：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观书章。这十二个字代表1—12月的月份。如冒代表5月，章代表12月。“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这30个字，依顺序代表每月的1—30日。还有一句冷僻的唐诗：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这十个字按顺序代表“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十个大写数字，还有“国宝流通”四个字分别代表“万、千、百、十”四个数字单位。这样，十月十五开出的银票十万两，应该是：观利赵传国。这种密押除了票号的工作人员知道是多少以外，就是持票人知道怎么回事。如果这张银票被他人抢去，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就是十万两白银啊！在这个密押上唐诗前面还有一句：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导游没有讲，资料上也没有看到其含意，不能乱说。

制票人的字迹在所有分号是认识的，如果哪个票号更换制票人，都要事先知会各个票号。如同一个单位启用新公章，事先要把新公章的印模发给有关单位及上下级的单位，说明此公章的法律效力。从目前留存的汇票可以看到，汇票基本是折纸形式的，有四个折面，规格呈长方形，高约23公分，宽约10公分。在第一个折面印有“券”字和其他内藏匠心的图样。聪明的票号经营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各票号的汇票都盖有各自的印章。汇票折纸里还夹印着各票号名。日升昌票号的汇票就夹印有“昌”字。协同庆汇票是在湖南印制的，看起来不过是个折纸，也没有花纹格式，可是纸里暗印有“协同庆”三个字，汇票的印制和各分号使用都有严格的数量控制。如平遥县蔚泰厚的汇票纸，以绿线红格，由平遥一处印，各分号均用总号之纸，如坏了一张，必须寄到总号备案。除此之外，他们还各有自己的绝招。

一是由专人书写汇票，其笔迹要通报各分号，并让各分号都能熟辨。如果更换了书写汇票的人，首要的工作就是通报各分号其笔迹。这方面也体现了中国书法的绝妙，因为用毛笔来模仿笔迹而要达到以假乱真是极其困难的事。故此，后来中国兴起银行业后，虽汇票和支票都改为钢笔填写，但经理签字仍用毛笔。

二是创造了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即用汉字作为签发汇票银两数目的十个数字及一年中12个月和每月30天的代码。这种代码各票号都各自编设，而且要不断变更。我们不妨举几例来观其奥妙。全年12个月的代码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每月30天的代码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代表银两的十个数目分别是“赵氏连城壁，由来天下传”或“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万千百两”的数字单位由“国宝流通”四个字分别代替。假如票号在6月20日为某号汇银4000两，它的暗号代码就是：“取人城宝通”。这些密码既有一定的含义，朗朗上口，容易记忆，又保密性强，由此可以看出票号经营者的聪明才智。

三是为保证商家汇款不至遗失，票号按商家的要求，还采取了“讨保交付”和“面生讨保”的办法。凡商家要求票号必须保证其汇款不遗失时，票号即在其汇票上盖有“讨保交付”的戳记。此种汇款，交付时必须取得商保。“面生讨保”则是在取款人生疏的情况下才要保。

对于遗失的汇票，票号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办法。有些地方如在京师、保定，多为登报声明；在天津则报知商会局，并在海关边署、巡警总局、商务总会备案。在汉口、重庆则通知当地分号料理，并报告当地政府、商会总会，同时照会驻当地各国领事。

票号的保密制度保证了票号与顾客双方的利益。历史上未曾出现过款项被人冒领之事，因而保证了票号的社会信誉。也正因票号管理制度的严格，汇票在“见票三五日兑付”后便将“汇票即焚”了，因此据说没有一张使用过的汇票能够保留下来，后人无缘见识真物，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6．票号扩张，海外设庄

自明代以来，中国民间就流传着“北有晋商，南有徽商”的说法，可见山西商人在当时经济界的地位。到清代中期，以平遥、太谷、祁县等地为首的山西商人，已积累起雄厚的资本，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实力的商业团体。嘉庆末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地区间的货币流通量大大增加。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山西商人率先在金融领域实行改革。

1823年，著名的票号“日升昌”诞生在山西平遥县城。经过几年的经营，日升昌票号在专营汇兑、存放款业务中获得了巨大利润。据说从道光到同治50余年的时间内，财东李氏从日升昌票号的分红竟超过200万两白银。受日升昌票号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纷纷设立或改营票号，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里，山西票号基本垄断了当时清朝的汇兑业务。1893至1910年间，山西票号达到了鼎盛时期，许多票号每股红利都能分到近2万两白银，其分支机构也遍及国内外，营业领域非常广泛，并由此获得了“汇通天下”的美誉。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山西票号虽然带有家族色彩，但其经营方式和管理已相当现代化，其中有些金融理念，百年后才在西方的华尔街出现。

在立足国内大江南北的基础上，山西商人的足迹不断延伸，逐渐从祖国边陲发展到海外。早在18世纪，山西商人就进入外蒙古草原进行贸易，并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比如著名的“大盛魁”，人们形容其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今乌兰巴托）到北京铺一条路。公元1727年清政府和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后，山西商人又投身于整个欧洲最挣钱的茶叶贸易。中俄两国间的茶叶贸易，以福建为起点，一直延伸到俄国的圣彼得堡，跨越欧亚两大洲，而这条商业通道很大一部分就由晋商把持。

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晋商乔致庸北上恰克图，直到中俄边境，凭借着“义、信、利”和俄国商人签订了长期合作贸易合同，成功疏通了南至武夷山、北到恰克图的茶路，这一剧情是有历史根据的。实际上，当时山西商人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而且涉足整个亚洲地区乃至欧洲市场。在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到处活跃着山西商人的身影，有些商人甚至能用流利的俄语同俄国人交谈。此外，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如榆次常家就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则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所以，当时就流传一种风趣的说法：“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在山西商人从事对外贸易的过程中，票号无疑起了巨大作用。可以说，山西票号是我国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并把分支机构直接设在国外的金融机构。它们还通过在国内各大商埠如广州、上海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直接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中外商人提供金融汇兑服务，大大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山西票号最著名的有祁、太、平三帮，创立最早的是平帮日升昌，历史最久的是祁帮大德通（初名大德兴），而首家在国外设庄的是祁帮合盛元。

合盛元原为茶庄，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改营票号。其股东是祁县荣任堡村的郭源逢和祁县城内的张廷将（大盛魁商号创办人张杰后裔）。合盛元，最初股金正本为白银六万两（分十股，每股6000两），后来合盛亨、合盛利、合盛昌各出辅资二万两，合计为12万两。总号设在祁县城内西大街路北的西廉巷西段，首任经理渠寿昌先后在北京、天津、太原、奉天（今沈阳）、营口、安东（今丹东）、西安、开封、上海、汉口、安庆等城市设庄，业务大兴，红利日增。到19世纪80年代，资本达到50万两，公积金650万两，成为资本雄厚的著名祁帮票号。

合盛元票号的发展，该号后期的财东郭嵘、经理贺洪如等立下了汗马功劳。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东北局势混乱，票号业务受损。郭嵘、贺洪如慧眼识英才，委派年仅18岁的申树楷（字培植，1876年生于祁县申村中街）接任营口分号经理，以挽救该分号濒临倒闭的危局。申树楷明察形势，放胆与日商开展业务，并雇日人招揽日商生意，不久转危为安，重振票号，并以营口为基地，和日本的正金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周旋，还抓紧时机加速向海外发展。合盛元决策层远见卓识，不畏艰险，敢为天下先，创办了山西票号的最早国外分庄。1897年先在东陲重镇鸭绿江北岸的安东（今丹东）设立分庄，接着又在南岸的朝鲜新义州设置代办所，开始国际汇兑业务，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当时北朝鲜属俄国势力范围，合盛元以新义州为前进基地和日商、俄商在朝鲜竞争。1900年正月初八，新义州代办所改为分庄，在南奎山亦设分庄，申树楷亲赴日本本州岛西南角的下关（马关）设代办所，山西票号开始进入日本本土。八国联军侵华后，日俄在东北的矛盾日趋尖锐，1904年终于爆发日俄战争。1905年俄国战败，不得不放弃北朝鲜的权利，并与日本在东北划分了势力范围。合盛元看到东北地区日进俄退，日已在东北亚称雄，遂抓紧在东北增设分支机构，先后在四平、哈尔滨、昂溪、齐齐哈尔、黑河（位于中俄边界、黑龙江南岸）等地设分庄，并正式向日本政府申请在神户设分庄。

日本政府不轻易允许外国人在其领土上设立银行，尤其他以战胜国之威，对华商的申请更是百般刁难。合盛元总经理贺洪如于1906年秋亲赴日本，申树楷也多次东渡，耗神费款，加以清政府外务部、中国驻日大使、旅日侨胞和留学生的积极支持和帮助，才使日本政府批准申请。历经近一年的艰辛，合盛元于1907年5月31日在神户开设分行——“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设于神户市荣町三町目，资本50万日元，总经理申树楷。半年后申又克服重重困难，在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朝鲜的仁川等地，陆续设立分店。这些机构从事国际汇兑和结算，向外商提供金融信用，对侨胞尤其留学生给予特殊照顾和优待。短短几年，合盛元的分号扩大了三倍，尤其在东北、朝鲜、日本和俄国的远东地区，机构之多，国际贸易汇兑之盛，堪称票号之首。1907年至1908年，合盛元办理中日汇兑业务，每年达2000万日元，汇水以5‰计算，约得十万日元。20世纪初是合盛元的鼎盛期，每四年开股一次，每股红利最多达1。4万两，少也有8000两。贺洪如以后，李苞任合盛元经理，他维持住该号的兴盛，继续在东北亚与日商、俄商竞争，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

以合盛元在海外设立银行为肇始，山西票号在海外的分支数量也逐渐增多，从而开创了中国金融机构走向世界的新纪元。永泰裕票号和宝丰隆票号都曾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设过分号。此外很多票号在俄罗斯、日本、朝鲜都有分号，有些票号早在19世纪就开始炒卖外汇，有的总经理还亲自到莫斯科去交易。有资料表明，仅在俄罗斯、朝鲜、日本三国，就有山西票号10余家；而在新加坡，英国的伦敦，美国的纽约、旧金山等地，也都曾出现过山西票号的身影，真可谓“生意兴隆通四海”了。

7．领先时代的标期制

一位美国的旅行家曾经这样评价晋商：“我还是很高兴提及一点我仔细调查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在商业交往当中的诚信。在每年元旦的时候，结清所有的往来账目，几乎是中国商人固定不变的习俗，这样在来年就不会遗留任何问题。而且我听说如果哪个商家在那个时间没有偿清自己的债务，他就会被视为违约者，而且他的信誉也就此彻底丧失了。英国和德国的商人告诉我们说，‘中国的商业信誉是最高等级的’。而且在这个方面和日本人比较起来，他们并不喜欢日本人。”

“标期”，即赊购结账期，是清代晋商各商号结算的主要方法。它对于避免和防范债权债务纠纷，活跃商贸市场，有着重要的作用。标期制度最早由资本雄厚、规模宏大的大盛魁创立。大盛魁总号和各大分号，处于内地与漠北的交通要冲，又是货物集散之地，它从内地采买的日用百货，绸缎、茶叶、布匹等，通过张家口，集中到归化城，缴纳税款后领上票照，以骆驼为运载工具，运到前营（乌里雅苏台）和后营（科布多），再分路向蒙古等地销售；从蒙古等地贩来的牲畜、皮毛、药材等产品也都经过归化城，再转运到全国各地销售。据史料记载，大盛魁每年运往蒙古的砖茶达三万箱，生烟有2000多囤（18万多公斤），从蒙古赶回的活羊一般在100万只，活马在二万匹左右。归化城市场上的许多重要商品，也都由大盛魁开盘行市面上，如果大盛魁的货物未运到，就须推迟开盘。商人们在这里购置货物后，或外销或内售，因路途遥远，所需时日甚多，所以资金的周转期也长。有些商人想要购进所需货物，却又现金不足，只好赊账。与大盛魁的交易是这样，与其他商人的交易中也有类似情况，因而难免出现债权债务问题。有鉴于此，大盛魁在归化城创设了一种专为商号之间清理债务的办法——“过骡子”。

这种“过骡子”就是标期制。这是一种极其严格的收、付款项的制度。商号与商号之间，由于生意来往，彼此有存、有欠，需要按照预定日期进行清理。有存项就收回来，有欠项就付出去。每月清理“债权”、“债务”的日期，就叫做“过骡子”；每季清理“债权”、“债务”的日期就叫做“过标”。“过骡子”的日期是三天，“过标”的日期是五天。这些日的规定，不是由当地的官府公布的，也不是由商业团体公议的，而是由山西祁县的大商号共同议定的。他们把一年内“过标”日期和“过骡子”的日期，于年前一次通知各商号共同执行。大约每年的标期和骡期都在阴历腊月的二十五日前后通知。旧历正月过第一个标，叫做“春标”；四月过第二个标，叫做“夏标”；七月过第三个标，叫做“秋标”；十月过第四个标，叫做“冬标”。这就是所谓“四季标”。旧历的二月、三月、五月、六月、八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的二十五日前后“过骡子”，这就是所谓“月月常骡”。

此法启发了山西平（遥）祁（县）太（谷）各商号和票号，很快得到推广。按四季标期的结账办法，是一种革新和创造，它有效地促进了批发商的资金周转速度，支持了过载店的加速运输，保证了专业汇兑的信用，受到各商家的热烈欢迎。因此平遥、祁县、太谷等县的商帮，也各自在本县订立了自己的标期。例如平遥的春标期为农历三月二十五日，夏标期为六月二十八日，秋标期为九月二十九日，冬标期为十二月十日。祁县、太谷的标期，开始也如此，后因太谷人有巨商大盛魁的关系，财势较大，又由太谷来订标期，名之为“太谷标”。太谷的标期，分为四季：春标在二月、夏标在五月、秋标在八月、冬标在十一月。具体日期，每年冬标时由各家代表共同商定，然后通知各地商家。凡各来往户，均须于标期以前结账，并在标期前三天办理交款。凡是批发商品，全属赊购赊销，等到标期结算，在赊货时就订明结算期。一般是近者定为下一标，较远者隔两标，再远者隔三标，最迟者必须冬标结清，不能隔年。票号钱庄的汇款和贷放款项的支付收回，也是按标期约定。

凡赊购标期货的商号，如到标期付不了款，叫作“顶标”。顶标的商号经理人姓名，要在汇兑行业登记，一经登记，各商家便与这家商号断绝往来关系，顶标的商号从此就不能或很难买标期赊购货物。“顶标”，对票庄（号）和商号来说，关系到信用问题，但凡有三分奈何也是不会去“顶标”的。标期结算制度是经济活动的总结，是经营盈亏的鉴定，更是对企业信用的考验。

最早由大盛魁实行的标期规定使其能够选择可靠的经营伙伴，实现了良性的商业循环，经营规模不断壮大。大盛魁的示范作用使其他晋商经营者纷纷效法，使得标期逐渐由单个商号的规定演化成整个晋商群体普遍接受的制度形式。各商号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广阔的信息网络，由于实行了这种标期制度，还催生了中国最早的期货交易活动，如清代中后期至民国年问在包头盛行的“打佣”、“做盘子”等粮食期货交易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