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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科学理财以钱生钱（第2页）

票号的出现，使中国金融业在存、放款的基础上，又具备了汇兑的功能，这就使近代银行业务在中国金融机构内全部具备，从而使票号拥有了更为浓郁的近代银行色彩。

山西票号通过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它的获利能力是非常惊人的，令其他各种商业经营活动自叹不如。作为山西票号“天字第一号”的日升昌，资本为36万两，分成30股，每股1。2万两，达蒲李家在光绪年间已拥有全部股份，而当时日升昌最多的一次分红每股为1。2万两。这就是说，仅此一次，李家就可将其投入的全部资本收回。而在生意兴旺的光绪年间，日升昌曾结账分红七八次之多，每次李家都有30万两上下的白银进账，六七十年间就获得200万两以上白银，获利之丰可想而知。

“蔚字五联号”的蔚丰厚票号，创办之初，每年获利除了开支之外，只余三五千两。而到了光绪年间，利润剧增近百倍，每年达20万两白银。四年一个账期，每账每股可分红利一万两左右，财东侯氏一次即可获得20多万两。其他如蔚泰厚、天成亨等票号也不示弱，每账分红每股少者七八千两，多者一万多两。因此每次账期结算分红，每个字号都能给财东介休侯家送去几十万两白银，用四匹高头大马拉车送往北贾村侯府。一个账期“蔚字五联号”拉到侯府的白银不下120万两，“蔚字五联号”都是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创办，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才歇业，侯家从五家票号获得的总收入大约在1000万两白银以上，这还不包括从利润中转入资本公积金的“厚成”那一部分。乔“在中堂”商业金融集团麾下的大德通票号在票商精英、总经理高钰的出色经营下，成为票号发展后期业绩最为突出的一家票号。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结账分红时，每股分红高达1。7万两，比每股资本还高出一半，乔“在中堂”光这一次就分得40多万两白银。

票号的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利息了。早期的存款以百两为起点，千两且息定期为三至四厘，存期一般分为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一年以上几种。随存随取，异地分号也可支兑，极为方便。后来，经办大宗官款业务以后，有的票号就规定存款起点为五百两了；放款千两的月息高于存款，一般为五至七厘，也有高达九厘的，也分三个月短期和一年的长期两种，放款生息是票号的主要业务和最终目的。

早期票号的汇兑只有票汇和信汇，后来增加了电汇。百川通票号最早使用了电汇，此后为各票号竞相仿效。

汇兑的汇费远远高于放款。商业汇费每百两为七厘至一两二厘之间；私人汇兑的汇费为每百两收二两；大至官款，诸如税银、协饷、军饷、河工及赈款，还有铁路款等，皆按每千两收汇费二十两至四十五两，也有高达百两以上的，要视汇途远近及银根松紧而具体变化，除了应付的成本外，此项显然为票号的主要收入了。

1906年，是票号汇兑官款最多的一年。据一项不完全的估算，约有八亿两之多，那么，山西票号仅从汇兑官款这一项中，所能获得的汇费是多少呢?按当时的收取标准一算便知了。

同时，公款的存放不计利息，而汇兑费又那么高，票号掌握着大量的公款，其获利能少吗?例如光绪十二年（1906年），票号就存放着户部三分之一公款，票号无疑对清王朝的金融有着无可替代的操纵作用。

不仅如此，从各票号的分红也能看出其获利情况了。大德通票号初期每股分红仅有八百五十两，光绪十四年（1908年）就飚升到了一万七千两，其他票号的分红都在大幅增长。

“自光绪甲午之役后，祁太平三帮共票庄二十余家，若论每家原本，皆仅十余万两，即后获利倍本，亦不过增至二三十万、三四十万而已。然至四年账头，每股可获利银二万余两，其每股一万余两获利银八九千两、五六千两者，常数耳……如平帮之百川通，原本银十万两，作为十股，连人股二十股，共分三十股，而四年结账，每股获利二万二千三百两，共获利六十六万两……此外各家，每股获利七八千两者甚多，其获利五六千两者，下乘也。然此犹除过各码头之应酬、衣资、饮食及一切挥霍等费而言，若并此计之，则四年中各家获利，尚不止此数。”（山西商业专校《晋商盛衰记》）

著名的日升昌票号鼎盛时，年营业额高达两千万两白银，每股红利最多者高达一万六七千两，其利润大宗为汇水，其余为存放款利息和平色。汇水作为最主要的利润来源，根据所汇银子的数额、对象、时问及路途远近各有不同。尤其是汇兑商款、个人私款和官款的汇费差别很大。

例如，日升昌平遥总号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所得的汇水分别为：“日兴盛商号汇往开封一千两，收取汇水银十四两；元丰玖商号汇往汉口一千两，收取汇水银五两；合盛德商号汇往汉口三千两，收取汇水银十七两……”显然，这一时期，汇兑业务是以商款为主，所收取的汇水也就相对比较少。到了1886年汇水就数倍、数十倍地上涨了。日升昌桂林分号1886年所得汇水情况：“汇往湘潭两千两，共收上色费及汇水银一百九十六两多；汇往重庆五千两，共收上色费及汇水银五百五十三两多；汇往北京二百两，共收上色费及汇水银二十四两多；汇往长沙一千二百两，共收上色费及汇水银一百二十二两……”按这样的比例计算，日升昌除了必要的成本外获利高得惊人。

据统计，日升昌一年内利润的变化，也反映了官款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咸丰年间，汇水并不低。咸丰三年，江西分号获汇水银一千四百七十一两多；六年苏州分号获汇水银三千三百四十两多……光绪年间，就大幅度飚升了。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为例，这一年，北京分号获汇水银六千一百八十八两多；开封分号获汇水银一万两；汉口分号获汇水银一万七千四百二十六两；营口分号获汇水银四万六千七百七十六两多……这一年日升昌共获汇水银达三十多万两，若再加上利息、平色及其他，共获利达六十多万两。很明显，光绪年间获利如此丰厚，主要是大做官款业务。解汇“庚子赔款”及京饷、协饷等大宗所得。商款业务退到了次要位置。

山西票号盈利如此之丰，还来自得空期收入、平色余利和存放款利息差额，除了金融行业本身获利能力较强外，更充分利用了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与危难政局，广开进财之路，获得超额的金融利润。其获利渠道之多，恐怕连西方金融家也会妒羡不已。

3．先进的风险防范机制

经商是一个颇有风险的职业，或者说正因为其收益丰厚，其潜在的风险也大。山西票号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主营汇兑、兼营存放的金融机构，是前资本主义金融活动的最高形式，也是一种高风险的金融行业。在票号经营中，票号基于信用（以个人信用为主）发放贷款，借款方、承兑人凭借对票号的信任，在票号办理资金的存贷、汇兑；同时，在汇兑、放款等业务中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存在代理成本与代理风险。总的说来，票号的经营风险主要表现在放款业务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两方面。

在贷款发生之前，由于贷方缺乏辨别借方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而借方为获得贷款，借款人往往精心打扮过自己，向贷方传递对自己最有利的信息，隐瞒自己真实的信息，此时，最易发生的是一些还款能力差的借款人得到贷款，而真正还款能力强的借款人却得不到贷款，这就出现了信贷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在贷款发生之后，由于贷方无法观测到借方是否恰当地使用信贷资金，因此，借款人在贷款的运用当中，可能会出于机会主义的动机，利用自己的信誉优势，欺骗贷方，导致贷款人的损失，这就产生了借款人的道德风险。

在票号进行放款业务中，由于票号和借款人（如钱庄、商户）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分别处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位置，两者在信贷资金的使用中存在信任的不对称，从而易产生风险：

其一，钱庄、商号借款后由于经营不善而倒闭，致使票号因不能收回放款而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倒闭。信贷市场中，若银行周转资金不利而发生意外，还会导致存款人的挤兑行为，从而加重银行的经营风险。经典的“囚徒困境”告诉我们，不管其他储户的行为是怎样的，对某一储户而言，其最佳的选择是参与挤兑。所以一旦银行有个风吹草动，储户的挤兑行为足以让银行倒闭破产。

山西票号自从成立以来，因存款人参与挤兑而致倒闭的事件数不胜数。如1889年，谦吉升票号因汉口茶商倒款，于1月倒闭。1890年，元丰玖（票号）是一家著名的中国商号，因遭受湖南一家大茶行一笔不能还款的损失而宣告清理。

其二，由于商号诈骗后携款潜逃，致使票号蒙受损失。湖南长沙府城内有饶开文开设太和钱店，包行盐票，素称殷实。“光绪八年二月间，张自牧等卖引分肥，伙同太和钱店，捏造祝仁寿等字号及三十余家新商向山西票号挪借银五六十余万两之多。”由此，给票号所造成的损失可谓惨重。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为了防范可能的金融风险，山西票号形成了一系列独到的理念与举措：晋商票号对于放款的规定较为严格，对于放款对象也设置了尤其严格的标准。“票号放款之目的，不图厚利，但求稳妥与活动，最忌冒险与迟滞。”“票号放款之事颇少，但由汇兑存款所来的活款，亦未尝停滞，运用之者以钱店为多，次则商店及官吏，至借给个人，则无论如何有利，决不轻许。”“汇兑之外更营放款，利息甚微，唯对于借款人选择甚严，只贷款于中信堂之银号，其他之杂行少于来往，即五家头六家头亦少向之借款。”“山西票号向本地钱庄贷款，他们也向官吏贷款以便他们在上任前办理一切必要的花费。”但不向本地的普通贸易商贷款。票号在经营放款初期，不仅可以贷给商号，还以高利贷的形式借给当铺，牟取高额利息。到经营后期，票号主要将大商号作为其主要客户，这是与当时19世纪的商业特点相关联的：其一，许多商号在若于城镇设有分庄或联号，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当中其资本周转频繁；其二，一些行业中较大型的商号，是商业与加工业混合经营的企业，其涉及的加工、运输、销售不可能在一地完成，必然涉及许多城镇；其三，为加速资金调拨和周转，一些大商号习惯采用存放款结合的方式。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票号稳健的经营方式，但缺乏对借款人的监督机制，因而当借款人发生经营风险时只能被动承受，而不能在借款人做出风险投资时给予监督。为此，晋商票号又采取了如下措施以防范可能的风险：

其一是“厚成”。在账期结账时，把应收账款、库存商品和其他财产故意加大折扣，使账面资产价值远远低于实际价值。这样一来，这些账款、商品或其他财产只能是未来的盈利因素，而绝不会成为亏损因素。据包头“复”字号的员工讲，“复”字号的许多财产就不上账，而上帐的财产价值仅是实际价值的110左右。

其二是副本（护本）。东家开钱庄票号时除给掌柜一份本钱外，还要给一份副本（护本）。或副或护，只是起辅助正本的作用。这份副本（护本）并不参与分红。这样，商号一旦出现资本亏损时，副本就可随时补进，使商号能正常营业。乔家给商号的副本数额也很大很足，与正本相等。如乔家的广顺恒钱铺，资本五万两，另有副本五万两。——也就是说，即使商号把本钱全赔光了，这个商号仍可以照常营业！乔家钱庄票号的副本与资本之比为1:1；而以稳健著称的蔚字五联号之一的天成亨票号，副本与资本之比也仅为2:5！由此可见，乔家的商号比以稳健著称的天成亨还要稳健。

其三是预提风险基金。乔家的商号在分红时不是分光吃尽，而是在分红前预先提取出一部分利润作为风险基金，以应付市场风险或信用风险，使商号能够在风险临头时逢凶化吉，安然无恙。这部分钱要专款储存，不能挪作他用。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大号的这部分钱就专存在“德裕永”的堂名下，东家掌柜都不得擅自动用，遇有生意亏赔或其他紧急用款情况时才准使用。

其四是倍股。在分红时，东家掌柜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把东家的一部分红利转为资本（资本股数不变，只是每股资本额增大），使资本雄厚，更好地开展买卖。乔家在这一点上也很突出，以大德通为例：初创时资本为六万两，1884年改组时为12万两，1908年时资本增至22万两。如此雄厚的资本，不仅使经营规模扩大，效益增大，也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晋商如此的未雨绸缪，如此的一道又一道结实厚实的“保险罩”，并非杞人忧天，多此一举。如乔家的复盛公商号从1801年成立起，在包头商界岿然屹立150年之久！它成了包头商界成立最早而又结束最迟的“老寿星”！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历经几次巨大的金融风潮而稳如泰山！山西共有43家票号，而到1893年，由于受“阜康票号”倒闭及其他金融风潮的冲击，山西票号共歇业或倒闭19家；再到了1921年，由于受金融风潮的打击，山西票号几乎倒闭歇业殆尽，惟有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和祁县渠家的三晋源三个票号继续存在；最后到了1934年，三晋源票号也歇业后，山西票号仅剩大德通、大德恒两个票号了，而这两个票号都是乔家的。假如乔家的商号没有上述一整套抵御风险的机制，未雨绸缪、稳健经营，也就不会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也就不会有乔家在中国商界和金融界的最后的辉煌。

4．调度资金，扩大利润

晋商各票号对资金的管理十分严格，各分号无权调度资金，资金的调拨和运用必须由总号统一管理。于是，各票号都采用了“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的八字方针，由总号全局统筹，不分畛域，灵活调度资金，以加快资金的周转速度，增加资金的有效便用率，提高利润收益。

山西商人经营的票号业，其总号都设在晋中的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城内。齐总号又下设若干分号，分号遍布全国各地的商埠码头，形成了规模较大的连锁网络化管理。各个分号，由于所处的地域不同，经济环境千差万别，在经营中常会出现现金盈纳和行为疲快的现象:有的地方现金多余，银根松，利率低，款放不出去，造成资金闲置;而另一些地方，则是现金不足，银根吃紧，利率攀高，无款可放，造成支付困难。总号通过各个分号的报告，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为了尽可能地及时盘活资金，迅速调度款项，便采用了“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的调拨资金的谋略。

所谓“酌盈济虚”，就是总号调拨存银较多的分号的款额，及时去接济现银较短缺的分号，以保证存放汇兑业务的顺利进行。“抽疲转快”，就是把某地某分号所存的现银中放不出去或支付不出去的这部分款项，由总号抽走，调剂到银根较紫或利率较高的某分号去，使银根的疲势转为快势，以获得最佳的利润生息效果。这种调拨资金的做法，要求各个分号不能从本位出发，画地为牢，而要从总号全局出发，把资金盘活，以保证存放汇兑业务的顺利开展。具体的做法是，通过异地顺汇或逆汇的办法，来实现抽疲转快，酌盈济虚，平衡资金市场的供求，以达到扩展业务、增加收益的目的。

如，北京分号的资金有盈余，而库伦分号却出现资金短缺，库伦分号就可主动多吸收向北京的汇款，在库伦收款，由北京分号付款，这就叫顺汇;也可由库伦分号先贷款给当地的商人，然后到北京分号去取款购货，或由北京分号先付款，然后由库伦分号再收进，这就叫逆汇。这样做，不仅平衡了京、库两地现银的盈绌，同时，也多赚了贷款和汇款的业务收入。这种做法，必须要求各分号之间及时通报业务情况，互通信息，把握实情，做到心中有数。这是山西票号发达兴旺的一项重要谋略和经营诀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