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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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的色彩（第2页）

如果有人在夜晚的藤萝架下对我说“我爱你”，而且当时的月光是美丽而寒冷的，那么我一定会脱口而出：“我也爱你。”

可惜没人对我说过。幸好没人对我说过。

倒是一位老师，教基础写作的老师在藤萝架下对我说过：“你为什么不写作呢？你是个潜在的作家。”这位老师曾经在大二的时候出过一次作文题，给全班39个同学“良”或“中”，只给我一人得“优”，并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可以作为评论的评语。

我的写作是从大学开始的。

写作

后来才知道，文字也是有色彩的，于是才有了对于文字的迷恋。写文章的时候，每个字都是要推敲的，既然是“码字儿”的，就要把字码好，譬如画写意画，每一笔似乎都是不经意的，但是墨色的浓淡，笔锋的侧逆，留白的空间，总体的布局，都是十分讲究，一个败笔都会影响全局。

早期的作品是一种单纯的颜色。新鲜，而又纯粹。自以为是美丽的。因为纯粹，所以强烈，因为强烈，所以刺激。

那一种纯粹而强烈的感情是最容易引起别人一掬感动之泪的，还真是这样。《请收下这束鲜花》《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就因为单纯得特别，所以被许多人接受了，那时，我把这种接受看得很重。

慢慢地，感觉到了中间色的神秘与迷人。那些迟到的流行色都是中间色。铁锈红色、橄榄绿色、金棕色、银蓝色……色与色之间的过渡是一种高深的艺术。而一开始这种过渡也许是无意的，譬如我们画油画的时候，钴蓝和钴黄偶然碰到一起，忽然变成了一种说不出的绿，既不是翠绿墨绿也不是碧绿苹果绿，那样的绿色非常神秘，仿佛只要细细地看，便能从中看出数不清的颜色似的。于是又想起歌德的《色彩论》。歌德久久地看着一位红衣女郎，而女郎起身走后，她身后的白色墙壁却留下了一片美丽的海水绿色……那便是“补色”。在绘画中，补色原理十分神秘，而在写作中，为什么不能运用补色呢？

从《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到《双鱼星座》《迷幻花园》等等，便是中间色的作品，本来并不是要刻意追求什么，偶然有些想法交叉了，便构成了新的色彩，变成了多义性，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那是一种最让电子时代恼火的多义性，这种模糊和多义是最不可模仿不可“克隆”的，因此在这个复制的、代用品的时代，成了孤家寡人，遭人痛恨。

但我并不想就此止步，在正在写的小说里，我在尝试神秘的补色。不是刻意，刻意就没意思了。复杂到了极致便成为简单，单纯的墨可以分出五色，每一个字都可以达到意外的效果。

写作，是意外的不可言喻的色彩。

电视

我调到中央电视台搞电视剧，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之外。

说来惭愧，我喜欢了电视是因为最最庸俗的原因——我喜欢看那些美丽的时装，以及时装中包裹着的美丽的异国女性。什么《女奴》《诽谤》《卞卡》……我那时一集不落，朋友们对我执迷于如此低档次的东西大惑不解，我却坚持着看女明星们不断变化的行头，那些俗艳的色彩，热热闹闹的大红大绿，都让我觉着大饱眼福。

影视的画面，很早便吸引着我，1986年《弧光》开机仪式在密云水库，三九天，水面结了很厚的冰。拍的是影片最后一个镜头：人声鼎沸的冰场。男主人公的目光追逐着女主人公，寻找到的却是一个外形酷似女主人公的女孩。为了增加声势，用卡车拉来了许多群众演员，每人劳务费只有两块钱，但大家兴高采烈，可能都和我一样想满足一下好奇心吧。那天是航拍。当直升机降到不能再低时，卷起一阵大风，呼啦啦倒了一片彩色遮阳棚，大家一片惊呼。后来镜头中的那些遮阳棚实际上都是趴着的，只不过因为俯视角度看不出来而已。旁边一位老影人哼唧着说：第五代真能折腾，连航拍都敢玩！待到毛片出来之后，和导演一起看片子，直到结束，心中还在不断地怀疑，这是不是我写的那个《弧光》？然后想起陈凯歌让原作者、编剧阿城看《孩子王》时阿城的回答，他说，我拉的屎我就不看了。

影视的画面，永远与编剧的想法南辕北辙。

美国

对美国的印象是蔚蓝色。闭上眼睛想起的美国，不是科罗拉多和杨百翰，不是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甚至不是夏威夷，而是马里兰大学圣玛丽学院的那一口小湖。那种丝绒一般的蔚蓝。还有大风天里的白色帆船。

在我眼里，这座小小的学院远胜过宾州大学那样的“巨无霸”，它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山上是树林，在1996年的春天，树林中开满着许多不知名的花朵，空气清冽新鲜得令人不忍离去。那种美丽，让人忽视觉得这是一个被神雪藏着的地方，空谷足音，遗世孤立。那天风很大，被校方指定陪我的一个黑人女学生说：风太大了，不然我们可以玩帆船。——可我明天就要离开了，不顾她的反对，我一个人走到湖边，在帆船租借处，这个学校义务服务的学生异口同声地说：在这样刮风的日子，玩帆船太危险了。于是我告诉他们我来自中国，明天就要去弗吉尼亚了，我非常喜欢这里，非常想体验一下在风中玩帆船的感觉，这些话我都是用蹩脚的英语说的，但是他们看来是完全懂了，有一个男孩，我现在闭上眼睛就能想得起他，他长得很像英格兰年轻的球星贝克汉姆，也是那么贵族，那么阳光灿烂的样子，他向我笑笑说：如果你不介意，我愿意陪你玩帆船。我只怔了几秒钟，就立即向他道谢，生怕他再改主意。

我们两个，我和他，一个陌生的美国男孩，一分钟前还不认识，可现在成了休戚与共的同伴。他看来是个玩帆船的行家，几下子就把帆鼓得满满的。转瞬间我们已经离岸很远了。天和湖都是那种蔚蓝，那种贵族气十足，不含一丝杂质的蔚蓝，风很大，越来越大，鼓得满满的帆像是拉足了的一弯弓，银色的，耀得人眼痛。我们的小船在风浪中颠簸着，回想起来真是惊心动魄！湖水把我们全身都浇透了，但是他那么从容，没有一点点胆怯，大风把他的金发高高掀起，逆光下他的金发一根根过滤成一片透明的云雾，还有他的白牙齿，美极了，他在笑，他笑着对我说了叽里嘟噜的一串英语，我没听明白，他又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说，我终于懂了，他说的是“诺亚方舟”。

天呐，他说的是诺亚方舟！我听懂了，不知为什么就想流泪。我想起很久以前，好像有一辈子那么久了，一个遥远的女孩，一个幻想过诺亚方舟的女孩。忽然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实，都是我的幻觉，但是那个陌生的男孩向我笑着，那是从心里发出来的笑，在阳光下特别灿烂。有多久我已经不会这么笑了？

上帝的弃儿最好不要与上帝的宠儿相遇，不然，已经忘记了的，已经麻木了的，会忽然洞穿漫长的岁月，燃烧起来，本来你以为已经是灰烬的地方，又烧起了熊熊大火，大火与阳光湖水滚动在一起，滚成了一片蔚蓝，在这个被神雪藏过的地方，火焰烧过之后就成了澄明的湖水，那么安静，所有的声音都向远方退去，虚空如画。

一生也许只有一次的蔚蓝色啊。

休闲

前些年看法国电影回顾展，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做《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内容是什么已记不大清了，题目却记得牢牢的。用“审慎的魅力”这个怪怪的定语来形容我的休闲方式，竟是十分地贴切。

有好些日子没有找到那种安静而单纯的快乐了，居所的周围似乎永远在施工，污染、噪音、拥挤的车辆和人群渐渐把我的空间挤压得越来越小，独自一人写作的时候，常常感到一种莫名的压迫和侵蚀，觉得自己和自己的蜗居有如汪洋中的诺亚方舟似的，是否会颠覆完全要靠上帝的意旨，而个人是无法左右的。

终于有一天，小憩醒来，到报摊上买报纸，忽然发现楼前的树和草坪绿得特别，那是一种金绿色，是新鲜的阳光照在新鲜的植物上的感觉，那一片金色的绿就像莫罗油画里莎乐美戴的金绿色宝石一样，透明，而又神秘，荡漾着一种潮湿的让人感觉到膨胀的气息。有多久没有这样的赏心悦目了啊。于是在草坪的石凳上坐了下来，看报纸。照在身上的阳光又新鲜又暖和，拿着报纸的手指泛着淡淡的绿色——我知道自己是笼罩在绿荫下的，报纸成了道具，反复地看，为了在石凳上坐得更久些，在那一片新鲜而浓烈的金绿色里，我的心静如止水。

从此之后，这便成了每天的节目。好在报纸是每天都要买的。周一和周四的《足球》报，周二的《中国足球报》，周三的《体坛周报》，周五《足球风》，以及什么《体育文摘》《当代体育》，等等，清一色的足球消息。我喜欢足球，喜欢李金羽那灿烂的笑容，那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没有任何矫饰的笑，就像那个美国男孩一样的，我不知他能把这笑容保持多久，更不知道中国足球是不是能为世纪末的色彩，平添一道亮色。

偶尔也抬眼看一看遥远的街市，那些日益增多的交通工具，在路口拐角处，不得不增设了一道红绿灯，但就是这样也阻挡不住那些爆满的车流人流，用横行霸道蛮不讲理的姿态，塑造出一个又一个人为的街景，美丽而火爆。但那是一种与我不相干的美丽。我知道自己只能把眼睛收拢来，感受这一小片珍贵的绿色，在这个日益现代化的城市里，这真是一种近似奢侈的享受了。

就在《足球》报以醒目的大标题赫然印出“李金羽头槌定音”的那一天，我的绿地也赫然挖出一道壕沟。我知道，我的具有“审慎魅力”的休闲方式就要结束了。施工的工地终于攻进了我最后的停泊地，下一步，或许就是砍掉那些亭亭如盖的树，搭起工棚，扬起一片钢筋混凝土的粉尘，与街道上的含铅汽油混为一体。

天空的颜色已经很不单纯了，夜晚极少能够看见星星。不久之后，那一小片硕果仅存的金绿色也要消失——起码要蒙上一层灰，才好与这个城市的其他颜色协调。唯一的办法是，趁它还没有彻底消失的时候，抓紧享受，于是这两天休闲的时间骤然多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来钟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古怪女人坐在绿地边的石凳上，没完没了地看报纸，直看到夕阳西下，薄暮降临。

那一片豪华的金绿色是在有太阳的时候才出现的，最好是在雨后，农历五月的日子，并且没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