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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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的色彩（第1页）

最早有世纪末”这个概念，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读丹纳的《艺术哲学》。丹纳说，世纪末的色彩是玫瑰色的。可是曾几何时，又读刚刚复刊的《世界美术》，在谈到画家弗鲁贝尔时，作者认为弗氏惯用的“紫蓝色”是“世纪末的色彩”。我不知道世纪末的色彩究竟是什么，但无论是玫瑰色还是紫蓝色都很吸引我，我是那种对色彩很敏感的人，正是色彩使我记住了世纪末这个概念。

1999年，世纪末真的到了。在1997年，香港回归了。

柯受良先生飞越黄河壶口的壮举，也染上了一点世纪末的色彩。大家努力要兴奋，却兴奋不起来。所有能够想出来的游戏都已经玩过了。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患了世纪病，并且已经病入膏肓。

我唯一的本事是逃避。但逃避其实也是一种自欺。按照顺时针方向，很清醒地看过去，忽然发现我的生命的片断，都染着不同的色彩，我靠色彩来区别它们，每一个片断所象征的色彩，像是偶然，又像是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神秘与宿命，不可理喻。

童年

色彩是我一生的爱好。最早的理想是做一个画家。至今我都认为，没有选择画家这个行当是我一生的错误。我的记忆里充满了色彩：在我出生的那所房子里，有一口很大的镶金嵌银的钟，雕得很精美，钟盘上是罗马数字，钟摆是纯铜的，已经生出绿色的铜锈，但总是走得很准。我从小睡眠就不好，一点点声音也要睡不着，可那钟摆声音很大，却对我毫无影响，很奇怪。钟的两旁是笔筒，造型是典型的中国古董，画的却是日本女人，赤着一双脚，那么鲜活的白脚丫，伏卧在绿的草坪上，只有嘴巴一点点鲜红。那一点鲜红对于我和姐姐们是绝对的诱惑，我们趁着妈不注意的时候，偷着用她的深绛色唇膏，把嘴唇抹得红艳艳的。

童年的色彩是混沌的。我的童年既快乐又痛苦。快乐和痛苦都达到了极致，人格就可能分裂。那混沌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色彩至今仍是我写作时的养分，也是我内心真正痛苦的来源。我的天性爱吃爱穿爱玩，从小就被妈妈和外婆骂为好吃懒做，这是我们家乡骂女孩子最狠的话了。我觉着委屈。

因为那时并没有什么好吃的，穿就更谈不上了：永远拣姐姐们剩的穿。一件红底黑格的小棉袄穿了三个人，本来极鲜艳的红底子传到我这里成了土红色，上面一层洗出来的白绒毛。

妈妈很早就教我做女红：绣十字布，织网兜，钩手袋……并不是做着玩玩的，而是她心血来潮接了居委会的活。那时真的不懂，一个学龄前儿童每晚绣花绣到十点，怎么还会被冠以“懒做”之名，于是就难过，就郁郁寡欢，结果就是越发不讨大人的喜欢。

伯父有一回去苏联回来，带回了三件布拉吉，一件白底子青果领，有极鲜艳的绿叶红花，是樱桃那么大小的花，在那时的我看来，真是漂亮极了。这件最大，给了大姐。一件是乳白色的亚麻布，领子和袖口都镶了蓝白格的大荷叶边，很洋气的，给了二姐。我的那件是白色泡泡纱的，在胸口镶了一圈鲜红的缎带，插进镂空的花朵里，丝线挖嵌。照妈的眼光来看，这件是最好的，可是没过几天，吃晚饭的时候，弟弟就偏偏打翻了酱油碟，我的新衣裳就染了一块斑，我哭啊哭啊，我知道新衣裳是不能再复原的了，可我想要父母说一句话，说一句公允或者同情的话，这句话没有等来，等来的是一顿老拳，孩子的心就那么容易被伤害。——父母虽然都受过高等教育，可在重男轻女这一点上，他们并不比农村老太太更开明。

有时觉得我一生都在做一件事：证明给爸爸妈妈看。但最终我失败了。终于明白了我要的是不可能得到的，连上帝都不可能公平。

我的童年，就像那件泡泡纱的裙子，在红白相间的美丽上面，染了一块斑。

“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令人惊恐的对比色：黑白相间，间有血色。

那时我在小学，马上就要毕业考了，老师找我谈话，说是全校准备保送两名学生，其中有我。我并不怎样兴奋，认为理所当然。尽管我“好吃懒做贪图享受”，但我的确是个好学生。有许多的奖章奖状放在我的抽屉里，学校如有国庆少先队队列、给领导人和外宾献花等等任务，必是我无疑。

但是忽然有一天晚上，听到播音员极其慷慨激昂地朗诵了一张大字报，于是一切都不同了。小学“停课闹革命”的通知着实让我们兴奋了一阵。我骑着家里那辆飞鸽牌二六女车，到各大专院校去看大字报，铺天盖地的一片白纸黑字，杂有血红的大×，真让人惊心动魄，看到1966年的12月，也许是天凉了，也许还因为别的什么，我再不愿出去了。每天猫在家里，画画。

看了一部电影《清宫秘史》。那时有句话叫做“毒草可以肥田”，为了《清宫秘史》差点出了人命，蜂拥而入的人群把一收票的大学生踩在了脚下。可是看过之后也不免失望——不过是普通的黑白片，对白依然像30年代的片子那样咿咿呀呀的尖声，周璇看不出有多么漂亮，将就着看完了，只记得光绪皇帝的一句话：“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黑龙江

黑龙江给我留下的最强烈的颜色并不是白的雪，而是金红色的霞。之所以泛称霞是因为包括了早霞和晚霞。

常有人表示怀疑：“你也去过兵团？”我说岂止去过，我是真正在最底层，干最苦的差事，对方依然满脸疑惑。——这疑惑并非因为我显得多么年轻，而是我身上缺乏某种痕迹，某种那个时代特有的痕迹。这种缺乏大概因了我与生活本身的一种距离感，它来源于我的性格——我似乎从小就是个很自闭的孩子。

但这并不妨碍我得到生命中的许多外部经历，甚至是濒死经历。譬如有一回，我躺在一垛麦秸后面睡着了，康拜因呼啸着开过来，我竟没有听见，多亏了那驾驶员鬼使神差地突然想上厕所。五团就发生过麦收时节轧死知青的故事。又如在东北11月的风雪中下到冰河里捞麻，在零下52度的天气里去做颗粒肥，在那种严寒中没有煤，井台封冻没有水，因此连涮尿盆的水也有人喝，夏锄时因为常常被拉在最后，所以总是饿着肚子干活（老牛车送饭只到人最多的地方），在那样的劳动强度下，16岁的我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农忙的季节，清晨4点就要出工。天还黑乎乎的，大家就像一群胡羊似的，呼噜噜跟着，扛着锄头，低头打瞌睡。可是忽然之间眼前一亮，黑暗忽然托起一轮金红色的灯盏，那样一盏又圆又大又红又亮的灯！不是慢慢升起的，是忽然出现的，以至我每天都有了这样的错觉——这是神祇的启示，可能有什么意外的事要发生了。

那时的每天都在盼着意外，但是一天天都在平淡中度过了，从早上挨到晚上，都是一样的金红色，但是晚上，那是烧尽了的灯盏，烧成了碎片，铺得满天都是，让人觉得惨烈。

于是心里轻轻地一声叹：“一天又过完了。”

丙辰清明

丙辰清明的色彩是铅灰的。

那一段时间，天空总是呈现出一种枯澹的铅灰色，那种灰干得拧不出汁水，你不敢久久地凝视它，不然的话眼泪就要落下来。

那时我在北京的一家工厂做刨工。三班倒，我倒成了夜班，白天便一天一天地泡在天安门广场。清明前的两天，广场的气氛已经相当强烈了。有一个人，戴着眼镜，在纪念碑的石台上教唱怀念总理的歌。大家跟着唱，后来他又指挥唱国际歌。周围的人，有人一眼看上去就像是地道的北京小痞子，可就是他们，都一脸严肃地在唱，让我忽然深深地怀疑：小流氓、小痞子，是不是真的存在？那一天下着雨，下了一天雨。雨水从每个人的头发上淌下来，又流到脸上。脚下站久了，被雨水浸泡得冰凉，可是谁也不动。每个人都是一尊雕像，不可侵犯的。那是一次天国里的合唱，乱了阵脚的风是迟到的音乐。我的眼睛被风吹得发酸，终于，眼泪艰难地流了出来，我悄悄地看别人，好像每个人都在流泪。幸好有雨，可以及时地冲刷泪水。那天的雨好像特别凉，简直寒冷彻骨。

多少年之后我的印象中还有这样的画面：铅灰的天空下，有无数个灰色的凛然不可侵犯的雕像。

那一天是丙辰清明的前一天，1976年4月4日。

大学

大学留给我的印象是淡紫色的。有一架很茂盛的淡紫色的藤萝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月光下那架藤萝是美丽的。藤萝的淡紫色在月光下变成梦一样虚幻的色彩，仿佛轻轻一碰，就会像空气一样消融，然后飘逝。这是一种可以自欺和欺人的色彩，年轻的大学生们，就在这架藤萝下制造了无数爱情的陷阱——学财政金融的学生一样可以有浪漫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