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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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艰苦创业忍耐克己（第2页）

勤俭既是经商的一种美德，也是商业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晋商经营的范围包括盐业、粮食业、棉布业、丝绸业、煤炭业、铁货业、木材业、干鲜果业、饮食业、典当业、铜业、洋货业、账局、票号等等，这种百业经营，需要具备的是百业的知识与经验。而晋商正是凭借自己的勤劳与智慧，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经验，从而成为这些行业的行家里手。

3．“走西口”精神

《走西口》是一首古老的山西民歌，据说它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这首歌不但山西人会唱，与山西邻近的内蒙古、陕西，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在唱。

山西民歌《走西口》唱出了走西口的山西人的艰辛与悲凉，至今唱起，仍不免让人荡气回肠，升起一种辛酸的感情：西去路遥遥，西去水迢迢，走西口的哥哥在杳无人烟的荒漠中长途跋涉，一条扁担挑着一捆简单的行李，风餐露宿，心里藏着说不尽、道不完的艰辛与酸楚，历尽艰险地向前走。

“走西口”精神就是闯荡江湖、四海为家的精神。当代温州人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精神，才有了温州老板遍天下的辉煌。阎锡山时代以后的山西人，在世人眼里似乎成了传统保守而死守故土的族类，殊不知数百年前山西人的乡土观念是何其的淡薄！

“若问我从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民谣就说明了在很久以前，山西人的脚印就开始迈出了家乡，走向邻近的省份乃至全国。明万历时的《潞安府志》就记载：“惟是好商游起家，婚娶故占籍，遂为东西南北之人”。山西北连大漠，山西人出塞北上，由来已久。明代蒙汉互市开通，山西人北上贸易者日益增多，并且出现了私自逃到塞外定居之人。清朝放宽出塞的限制后，山西人北上经商、种地、搞运输、从事手工业者更是络绎不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走口外”、“闯关东”。走口外是指出杀虎口或张家口，前者为西口，后者为东口，闯关东是指到东北地方。

山西地理位置优越既可作为屏障，拱卫长安、北京、洛阳，也可充当基地，问鼎中原，饮马黄河，有左右天下大势的战略地位。这一点，那些想在中国建立强大王朝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朝皇室人关之前，在制订他们占取中原的战略时，就把山西作为必须控制的地区之一。他们认为“山东乃粮运一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极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们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这些话不是说说而已的，清兵一入关，顺治皇帝的屁股还没有在紫禁城的龙椅上坐稳，马上召见了当时最有名的八位晋商。“宴便殿、赐服饰”，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最终还把这些商人编人了由内务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顺治皇帝超规格的礼遇，为清朝后几任的统治者换来了极大的回报。雍正五年，朝廷调集九省大军，平定青海叛乱。清军进入草原深处之后，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困难。正当朝廷上上下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叫范毓宾的晋商站出来说“这件事就交给我做吧!”范毓宾的爷爷，恰恰就是参加过顺治皇帝赐宴的那八位商人之一。

一个国家都很难做成的事，对一个商人而言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有一次，范毓宾运往前线的十三万担军粮被叛军劫走，他几乎变卖所有家产，凑足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买粮补运。

今天，我们可以在《清史稿·列传》中找到范毓宾的名字，他是和朝廷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戚的名字放在一起的。在这篇《列传》中说他“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邻，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

范家以“毁家抒难”的做法，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赏识，作为回报，朝廷慷慨地把与西北游牧民族贸易的特权交给了范家。这一下对范毓宾家族来说，称得上是天大的商机，因为在此之前，朝廷是严禁汉人进入草原和牧民进行贸易的。走西口的路就这样被打通了。

在山西最有名的建筑不是晋祠，而是乔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庄园，这些个院落就是那些走西口、发了财的山西人为自己修造的房子。

如果略微探究一下乔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庄园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些显赫的商人家族，当初走西口时，大多还是一些小商小贩。

乔家的祖先乔贵发，刚到蒙古草原时，甚至连小贩都算不上，他靠卖苦力，给别人拉骆驼为生。

曹家的祖先，是推着独轮车卖沙锅的。

常家的祖先，在张家口摆摊卖布。

这些人之所以当初背井离乡，并不是为了发财致富，光宗耀祖，而是因为家乡太穷了，穷得不离开就无法生存。在当时，山西有很多像乔贵发这样的穷汉，他们穷困的原因并非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山西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清朝山西一个读书人在谈到山西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唯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说牛已经累得浑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劲抽赶。耕牛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还是他们劳作的伙伴。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会这样拼命使唤。但是即使这样拼命地干，田里产出的粮食仍不够糊口，清朝一个叫任启运的人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人，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说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

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11年。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背井离乡另寻活路了。

那首叫《走西口》的民歌，开始在山西的村头、路边响起来，然后就响彻在甘肃、内蒙古、青海、新疆的古道上。它的歌词其实就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所以叮嘱的就多一些，琐碎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

再舍不得走也还是走了，咬住牙，于是他们踏上了一条凶险未知的道路。三步一回头想着有一天一定要再走回来。后来他们真的回来了，就在这片逼着他们不得不走出去的贫瘠土地上，给妻子、儿女盖起了一座座结结实实、富丽堂皇的院落。

乔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这些深宅大院的基石就这样被奠定了，这些当初走西口的汉子们，他们用几代人的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在西北的草原、荒漠中走出了一条条百年商路。那首曾经听起来凄婉的《走西口》民歌，此时已被晋商唱得大气宏博，传遍了大江南北。

1961年有人在北京调查，55个明清工商业会馆中有山西会馆15个，占27%。如同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商人在伦敦发展建立了伦巴第街成为英国金融中心一样，晋商云集的张家口日升昌巷（以日升昌票号命名）曾一度成为北亚的金融贸易中心。山西商人所到之地，设庄贸易，成为商品集散之地，逐渐由普通的村镇发展为城市，无怪在东北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古有“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青海有“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

山西人背井离乡外出经商者有多少人，迄今无法稽考。1933年7月1日截止的山海关报告反映，东北沦陷，从关外返回的山西商人达17万之众，估计不及晋商的13。又，1920年阎锡山接见因俄国“十月革命”从俄国返回的山西商人代表时，汾阳代表说，在俄国的山西商人有一万人。可以说，山西商人以其特有的开拓进取和冒险精神，在明清时代演出了一场长达数百年的宏大致富史诗，其舞台之广阔，演员之众多，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山西人在飘泊中找到了商机，在闯荡中走上了兴旺。

4．爱岗敬业，任劳任怨

明清时期，以经商著称于世的山西人，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会贯通于商业经营之中，作为处世立业所遵循的道德规则和行为规范。其中敬业精神更是贯穿于晋商的整个商业生涯中，成为其事业成功的活水和源泉。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而晋商却摒弃旧俗，以经商为荣，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逐渐形成了勤奋、刻苦的优良品德。正是由于山西人如此重商、敬商，我们才看见了在改革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山西企业，而这种敬业精神正是晋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而晋商称雄国内商界长达五个多世纪，其经营范围上至绸缎，下至葱蒜，他们的成功是举世瞩目的。在这成功的背后，他们始终发扬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统称为“晋商精神”，其中，敬业精神更是为世人所称道。

日升昌票号海南分号的郝可久，携带大量钱款从海上乘船回山西总号。途中遇到台风，飘流到菲律宾，辗转三个月才回到总号，钱款无一缺失。广西分号的白沛李携带钱物回总号，途中遭遇到土匪，他赶紧将钱物埋到树下，与土匪巧妙周旋，终于满载而归，银钱分文未失。商号伙友忠心事主、协力同心的敬业精神由此可见一斑。做到钱物不丢，满载而归。正是由

于伙友这样执著坚韧的敬业精神，使票号业长盛不衰。

晋商对事业的执著追求，顽强的毅力，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在品行修养上“重信用、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喜辛苦、戒奢华”，在经营上一丝不苟，受一事诺一言，且终身不渝。这种良好的品行和严谨的经营作风，体现出了对工作、对事业强烈的责任感。

“蔚丰厚”票号分号经理李宏龄在任上海分号经理时，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取道汉口返晋休假。汉口分号经理侯克明对李宏龄说，“江西抚台奏定立案，每月接济甘饷3万两，由南昌分号一家领汇，可是总号信电俱至，让递禀退办。在南昌各钱铺闻讯，纷纷来汉口探听兑费，企图领汇。果若如此，我南昌分号恐不能立足。”

李宏龄说，“既然总号措置有误，为何不向总号拦阻?”侯克明说，“此事我不能插手。”

李宏龄最后说：“我虽是过路人，也不能不管。老号不知外情，我等坐视成败，岂能对人。请将我的名字参入合词致信，以为何如?”并让侯克明告诉江西分号，不必告诉平遥总号，待他自己回到平遥后向总号交待，如果责怪违令，与江西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