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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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舞鞋是如何穿上的（第1页）

高考制度改革的第二年，我考上大学。

有个男同学，从大二开始，每天接送我，直到大四。这是一段奇怪的缘分。他是我同班同学，上大课（三个系一起在阶梯教室上课）的时候他正好坐我后边。他个子很高，有一米八四（很奇怪，我这么点小个，男友们倒是个个高大），是副班长。他长得清秀，若是男扮女装定会骗过很多人。因学校宿舍不够，便动员家近的同学走读，这里离北方交大很近，我自然是走读的。巧得很，他的家在学校和交大之间，所以我们常常一起结伴回家，他总是先把我送到家，再回家。一路上当然有很多话题，最多的话题是关于文学。怪得很，也许因为那时是全民文学热，学财经的学生照样对文学爱得一塌糊涂，并且常不自觉地用一种文学品位与标准来衡量人。

大学二年级，开了一门基础课叫做“汉语写作”，由一位新调来的青年老师讲授。这老师因为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过几篇颇有影响的评论，颇心高气傲。头一次上课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让我们每人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叫《暑假纪实》。结果，全班40人他只给我一人得了优。我写的是杭州孤山放鹤亭，只有千把字，只是选了一个特殊的角度（后来此文全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他的评语写道：“文章有才气，虚实相宜，亦真亦幻……白石老人‘似与不似之间或可解’……”此事在我们学院轰动一时。后来那老师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写小说？你是个潜在的作家。”事隔不久，汉语教研组一位姓杜的老师找到我，向我索要一篇小说。这位杜老师“文革”前曾做过《人民文学》的编辑。我诚惶诚恐拿了一篇四千字的习作给他，事后再不敢问起。谁知这篇习作后来竟登上了《北京文学》1981年第2期新人新作栏的头条，还配了很精美的插图。我惊喜之余又写了第二个短篇《请收下这束鲜花》，投给我当时最喜爱的刊物《十月》。小说情节很简单，写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孩爱上了一个青年医生，后来医生得了绝症，在弥留之际，小女孩冒着大雨赶去看他，那医生却早已不认识她了。完全写小女孩的内心秘密，在当时那种社会语境下是比较独特的，这篇小说后来获得了《十月》首届文学奖。记得发奖大会那天，《十月》当时的主编苏予特别向大家介绍了我——获奖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周围坐的都是当时的文学“大腕”，他们对我说了些鼓励的话，令我诚惶诚恐——从此，我便穿上红舞鞋，再也脱不下来了。

在《北京文学》发过第一篇小说之后，他特别为我高兴，那段时间，我们聊天的时间更长了，常常是，我们一直走到交大的校园里，在体育场旁边的器械处站着，边玩边聊，那真是一种海阔天空的神聊，我们互相卖弄着所有的文学知识，结果当然是我把他震了，那一段我特别迷恋梅里美和茨威格，甚至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我们就那么饿着肚子一直聊下去，所有过往的路人都在看我们，当然有熟人，但在情绪亢奋的时候就顾不得许多了。最后，我们边聊边往四道口冷冻厂走，过一条铁道，再过一条铁道（我这辈子好像永远要和铁道打交道，现在又住在了一条铁道的旁边），就来到了一个小餐馆，我们到那里吃饭。在那个年月，在餐馆里吃一顿饭总是很让我开心，何况那的确是一家不错的餐馆，菜的味道都很不错。我说轮流坐庄，但他绝对不让。他总是说，我挣得比你多，他说这话的时候不无得意。是啊，我们都是带工资上学的，是学生里的贵族，所不同的，不过是他是三级工，我是二级工而已，我记得当时我挣46块2，他呢，要比我多挣20多块钱呢，20多块在当时可真叫钱哪。

我们有过很奢侈的时候，有一次到动物园的广风餐厅，吃了两块两毛钱一大盘的油焖大虾，是我请的，因为那天我又得了一笔稿费，39块钱。他特别高兴，提议去看新片《红菱艳》。我们就到西单去看《红菱艳》，看的时候，他总是调过头来，很温和地向着我笑，要么就说句笑话逗逗我，我却为女主人公的命运难过得流泪。

不知为什么，对于爱情我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心态。也可能是《红楼梦》看得太早了吧，也可能目睹父母感情的不睦，谁知道呢，每当我进入一次恋爱心境，心里就总有一个声音在说，会结束的，会结束的，有开始就会有结束。

后来我们当然没有走到一起。

手抄本

多年以前，我17岁从东北第一次回来探亲的日子，曾经野心勃勃地写过一个长篇，叫做《雏鹰奋翮》，写一个女孩凌小虹和一个年轻的红卫兵任宇的故事，写得非常投入，写了将近十万字，写不下去了。多年之后我重看这篇小说，真是奇怪我当时怎么竟会有这样的耐心，写出这样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出身于高知家庭的凌小虹与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的任宇，有一种非常纯洁也非常特殊的感情，但是彼此并没有表白，由于出身的不同，在那个年代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误会。小虹的父亲被殴打致死后，她生活无着，被赶出自己的房子，到过去保姆住的地方蛰伏，却遭到流氓王志义的骚扰。性格刚烈的她在反抗中杀了王志义，只身潜逃。任宇寻找未果，痛彻心扉。多年之后，任宇与几个好友一起囚渡红河，到越南参加抗美援越，遇到了一个酷似小虹的女子。写到这里，我不知如何往下写了，就停了笔。

《雏鹰奋翮》后来成为了一部小范围流传的手抄本。

做梦

成年之后，特别是结婚之后很少做梦，自谓原始灵性已遭毁坏，沦为庸人，地地道道的一身俗骨。我是在1984年底结的婚，12月8日拍的结婚照，在王府井的中国照相馆。当时刚刚恢复了婚纱照。那婚纱有些脏，最小一号的我穿着很合身，那时我的腰围非常之细，烫的是当时很时髦的短发，服务员小姐在我的鬓边别了一朵粉红色的花（真够土的！），一会儿老公也出来了，穿一身西服，白手套，头发梳得光可鉴人。拍照的时候他悄悄拉着我的手，样子很幸福。想起来真是寒碜，连两家坐在一起吃顿像样的饭都没有，与现在车队送新娘的豪华简直是天壤之别。即使是在那样的时刻，我心里其实也毫无幸福感。现在想起来，我当时一切幸福的表现都是在作秀，唯一感到宽慰的只有一点：我逃出来了，终于从我的那个家逃出来了，磔刑结束了，虽然伤了些皮肉，可五脏六腑总还是好的。

婚前做的最后一个奇梦是关于父亲的。其时父亲刚刚去世，我梦见一仙境，背景是原始森林。前面是一面美丽的湖，有梅花鹿在湖畔漫步，父亲与一古装老人正在悠闲自在地谈天，那老人似乎就是老子或庄子。父亲的面容也同老人一样恬淡。这时忽然眼前一黑，仙境逝去，原来竟是一长而宽的银幕，有画外音道：某某某（父亲的名字）教授就长眠在这青山绿水之间。于是场内灯亮，梦醒。此梦几乎原封不动地引入我的一篇小说之中。因父亲生前极善良，又吃过许多苦，我想如果按照佛教教义，他是该有个好去处的。或许是他去了，托梦来告我，也未可知。

公正地说，婚后也没有完全断绝预感和应验的老故事。

1985年生小孩之前曾做一梦，那天正好要去医院做B超，此前我一直认为怀的是女孩，理由便是女孩打扮妈，而我那时的确形神俱佳。谁知那天中午忽然做了个短暂的白日梦，梦见一个可爱的男孩在澡盆里洗澡，周围一圈儿人胳肢他，他咧着没牙的小嘴格格地笑。及至醒来，那笑声似乎还在耳边。而B超结果真的是个男孩，最绝的是儿子长到三岁时，简直就和那梦中男孩一模一样，这真不知如何解释了。

所以当读到荣格小时候的神秘故事及成长经历之后我十分心领神会。荣格是极聪明的，他的聪明就在于他很好地转化并掩饰了自己。聪明人一般都没什么好下场。我总结了两句话，叫做：要么当骗子坑别人，要么当疯子坑自己。如果不想做骗子或疯子，就得像荣格那样掩饰和转化，使自己变成一个凡人（起码在表面上）。变成凡人的最重要因素便是家庭：荣格聪明地娶了一个贤良的妻子，聪明地生了一群孩子。连他自己也说：我的家庭时时在提醒我是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他们保证了我能够随时随地返回到现实的土壤。

荣大师在释梦方面超越了前辈弗洛伊德而自成一体。据说在希特勒崛起之前荣格便从梦中感应到“金发野兽”将要冲出樊笼。在荣格所做的无数个神秘梦中有一个特别引起我的兴趣。他梦见本堂神甫的牧场上有一深深的通道，他走下去，见到一半圆门，上有厚厚的帷幕掩盖，地上铺着石板，有一块红地毯一直铺到一宝座前，那是一个精美绝伦的黄金宝座，是真正的王位。王位上屹立着一个巨人般的东西，那东西的质地十分奇怪，是用活的皮肉做的，无脸无发，一只独眼凝视着天花板。就在这时他忽然听见母亲的声音从高处传来：就是它，这就是那吃人的妖魔！于是荣格大汗淋漓地醒来。彼时他不过还是个三岁顽童。几十年之后他才悟到那帝王宝座上的东西原来竟是一巨大的男性生殖器。

比起大师来我的梦自然相形见绌了。不过有一点很奇怪：那就是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孩子们似乎都对于冥冥中的什么充满了恐惧和敬畏，这大概就是所谓原始图腾崇拜心理吧。但是东西方的图腾似乎很不一样：一个是神，另一个是人。当然，也有共同之处：神性的人或曰人性的神。远古时代，人神合一，而后来人背叛了神，也就遭到了神的遗弃。

现代人中只有极少数人神性尚存，于是神的宠儿将过去、未来、现在之事告诉神的弃儿，当属天经地义之事，实在没什么好奇怪的。

与电影结缘

真正的电影革命似乎是从《黄土地》开始的。应该给陈凯歌、张艺谋记一功。记得有一回去美院，一个朋友异常兴奋地谈起《黄土地》，特别提到演憨憨的小演员和那些粗犷的陕北民歌，引得我很想一饱眼福。但直到很久之后才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片子，那时知道有“第五代导演”之说，并且很偶然地与他们中的一个合作了一把。

我身怀六甲的时候连续看了40部法国电影——是法国电影回顾展。干劲可谓大矣。此前总是对西方电影怀有某种迷信。全部看下来之后，也许是因为同声翻译的缘故，有一种头晕眼花之感，印象较深的只有罗密·施奈德主演的《直观下的死亡》，还有《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放大》等。《直观下的死亡》讲一个女人被告知患有不治之症，医生不断地给她一种药物让她服用，电视台则不断地追踪拍摄，试图将她垂死前的征象记录下来。后来拍摄者爱上了那女人，于是又另有一番动人心魄的爱与死的角逐。谜底揭开，方知那女人根本没病，而是电视台为了拍死亡前的镜头买通医生给那女人服了慢性毒药。故事本身就吸引人，加上施奈德高超的演技，确实有一种震撼力。我是在那部片子中真正认识罗密·施奈德的，比较起来，《茜茜》不过是她早期的小品而已。

苏联的片子有许多令人叹服之处。如《岸》《德黑兰——一九四三》《怀恋冬夜》《你的名字》，等等，不但拍摄讲究，还有一种非常厚重的东西，那大概就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化了。就连喜剧也绝不是轻飘飘的。像《办公室的故事》《两个人的车站》等，都有一种格调，中国的喜剧缺的就是这种格调。这种格调究竟来自什么？是文化还是民族素质？或许因为俄罗斯是个会唱歌的民族，而会唱歌的民族肯定是富于智慧和幽默的。不仅如此，还有一种苍凉和悲壮，像辽阔的田野和奔腾的伏尔加河一样。所以现在我每见到“独联体”这个新名词，心里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美国在欧洲眼里就像古老贵族眼中的暴发户。但是暴发户绝不可轻视。何况好莱坞还有那么多超一流的大明星，达斯汀·霍夫曼、梅丽尔·斯特里普、朱迪·福斯特……更早些的梦露、嘉宝、费雯·丽、赫本、马龙·白兰度……真是星汉灿烂。最绝的是当代最灿烂的明星并不一定是俊男靓女。斯特里普和霍夫曼便很能说明问题。《雨人》中霍夫曼的表演真到了炉火纯青的化境。还要特别提到的是朱迪·福斯特。这位两届奥斯卡影后简直是个精灵。第一次看她主演的《被告》，心里像是发生了12级大地震。她演得那么逼真，真到了令人不敢正视的地步。说她的表演是把做明星的难度推向一个新高峰，一点儿不过分。能感觉她是极聪明、极有潜力的。我想她还会有令人惊叹的表现。

我想肯定有许多人会被《去年在马里安巴》这样的片子所倾倒。罗伯·格里耶把作为艺术的电影推向了极致。在这里，人们走入了智慧的迷宫，这迷宫具有完美的想象力和不可模仿性。被传统思维方式捆绑惯了的人们惊呼遇到了智力的挑战。

但是最让人感到内心撕裂的还是瑞典大师伯格曼导演的《呼喊与细语》。大师把人与人之间那种隐秘的、令人悲哀的关系推向了极致。死去的大姐因为生前未能得到姐妹亲情的温暖，死后还在渴望与妹妹体肤的接触；二姐因为厌恶丈夫，不愿与之过性生活而竟然用利器刺破阴道，将鲜血涂得满脸……近年来中国电影在国外声名鹊起，频频获奖，可恰恰缺少这种揭示人性本身的片子，并且随着电影市场化的发展，这种可能性也将越来越小了。

曾经尝试着写过一次这类的片子，叫做《弧光》，是根据自己的小说《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改编的。写一个被世俗社会认为疯了的女孩子。后被一位第五代导演看中，推上了银幕。

《弧光》正式公映的时候是在1988年，当时我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任教。当时电大没有房子，租的是国防大学的宿舍，一年租金70万元。首映式那天导演给了我不少票，我便将票发给亲朋好友以及同事。有两位国防大学的军官也去了，其中一位是我很好的朋友。看过之后他说，你应当借此机会转系，好离文学更近一点，我深以为然。学非所好的痛苦已经缠绕了我很长时间，只是苦于没有机会。

校方对转系（经济系转到文学系）问题答应得十分痛快。有老师对我说，很多人背后都说我傻，放着经济系的高收入不要，偏去穷酸的文学系。当时的潮流是弃文从商。我这个逆潮流而动的人就这样如愿以偿地转到了中文系，教当代文学。当时洪子诚教授、谢冕教授等等都是中央电大聘请的专家，结识他们是我一生的荣幸。

《弧光》的公映在北京引起了轩然大波。我的朋友、《光明日报》资深记者韩小蕙女士在《文艺报》发表重要文章，仗义执言，以《弧光》为例，认为影视改编普遍有歪曲原作之嫌，所举之例甚至有获国际大奖的《红高粱》等等，此文在文学界一呼百应，引起了一场关于影视与文学关系的辩论，最后不了了之。

《弧光》获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特别奖是在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