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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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逃离就是永生（第1页）

一呼唤与回答

西蒙·德·波伏娃有句名言：写作是对一种呼唤的回答。这个呼唤通常在一个人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了。自然，并不是人人都能听到这种呼唤。

说到底，这是一种神祇的呼唤。

很小的时候，因为家庭不睦，我心里时时感到压抑和痛苦。一个孩子的痛苦虽不比成年人更沉重，却要尖锐和难以忍受得多。何况，孩子的痛苦中还常常伴随着恐惧。我时时渴望能出现一个爱我、保护我的人，他将驱逐我四周的黑暗，带领我进入天国。对于天国的概念我停留在一篇童话《天国花园》所描述的场景上。那时我常常做一个关于天国花园的梦。花园里的花只有色彩没有阳光，远处站着全身通明透亮的天使。而醒来的时候，我从窗帘的缝隙看见对门邻居家栽种的一棵歪脖子向日葵，在黑暗里它很像是一个戴着草帽的男人阴险地窥视着窗子，我被它吓得哇哇大哭。

我这种无端的哭泣和我的种种行为照例被大人们认为是乖张。我从来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尽管我学习成绩很好，并且在美术、音乐和写作等等方面很早就显示出了天赋。我对成人世界的恐惧和格格不入使我内心闭锁，在我自我封闭的内心世界里终于出现了神。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只同他对话。我很早就拥有了一种内心秘密。这秘密使我和周围的小伙伴们游离开来，我很怕别人知道我的秘密，很怕在现实中与别人不同，于是我很早就学会了掩饰，用一种无限顺从的趋同性来掩饰。这种掩饰被荣格称为人格面具。这是我的武器，一种可以从外部世界成功逃遁的武器。正是依靠这种武器我度过了我一生中最为痛苦的那些岁月，包括在黑龙江兵团那些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我始终注视着内部世界，以至外部世界的记忆变得支离破碎，就像“没活过”似的。这就是：逃离。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种坚强还是懦弱，更不知道这是一种超越还是一种更大的不幸。

但无论如何我作出了对那种内心呼唤的回答。我选择了写作。写作是置身于地狱却梦寐以求着天国的一种行当。它同我从小选择的生存方式是一致的：它是人类进行着分割天空式的美好想象和对于现实现世的弃绝。没有一个作家敢说他是在真实地模拟着生活本身，因为这种真实毫无价值，它只需要一个记录员就够了。而写作却是一种每时每刻也难放弃的对生命的观照，它观照着生命也预约着死亡，覆盖着生者也覆盖着死者，它是时空消失之后的永恒存在，它是人类从远古走到今天的宿命和母题。

至于那个神祇的秘密，它将一代又一代地活在孩子们的心里。可惜，孩子一旦成人就把心里那个秘密忘了，而且一点儿也不懂得自己的孩子，一点也没想到那孩子便是自己的过去。而孩子却一直被那可怕的秘密烧灼着，直到成年。这大概就是人类的悲剧所在。

如果有一个成年人记住并懂得孩子的秘密，那么她一定是“得到神助的人物”，她的名字应该叫“作家”。

二女孩如何变成女人

在由女孩变成女人的成长道路上我备受煎熬。我的平凡而怪异的家庭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我在很小的时候曾经想自杀，我曾经一次次地走向一个靶场，盼望一颗流弹飞来结束我小小的生命。我无数次地幻想在我死后或许能获得生时无法得到的爱，想象着母亲会为我哭泣，一想到这个我就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就这样我长到13岁，在我身体发生某种变化的时候我再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新的恐惧来临了。我无论如何也不愿长大，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自己会走向大街上那些肥臀妇人的行列。我在一篇小说《末日的阳光》中强烈地表达了这种感情，那篇小说写了一个13岁女孩在进入青春期时的恐惧和困惑——这恐惧与困惑是双重的，因为当时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当然，除了恐惧与困惑之外女孩还有着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幻想世界，幻想中的人物。人都是需要自欺的，失去母爱的女孩用一种遥远的情爱幻想来欺骗自己也许是唯一的出路。这种自欺实际上是一种新的逃离，用一种遥远的幻想来逃离现世。但是这种逃离实际上十分残忍：它使我对于朦胧初起的性意识陷入了一种渴望、恐惧与弃绝的矛盾与危机之中。幻想和白日梦是我唯一的享受。

也许我的从女孩到女人的过渡期过于漫长，所以一成为了女人便已历尽沧桑。我真正被抛掷到一个孤立无援的荒岛上是大学毕业、结婚、分配工作之后。那时，我童年的神与少年时幻想的人都已消逝。我的灵魂常常因为心里空空荡荡而产生一种剧痛。我羡慕周围许多没有灵魂的空心人。我深知没有灵魂便没有痛苦，但是对于我来讲，没有了那种痛苦比痛苦本身还难以忍受。在这时，我发表了《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写一个违反传统思维模式、超越常轨的女孩如何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以至被社会视为疯人、被社会与人群摒弃的故事，说到底，这是一部反社会的小说。当时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我收到读者来信七百来封。后来我把这篇小说改编成为电影《弧光》，同样引起了很大反响与争议。这部电影在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获特别奖。

那时我对于西方的女性主义还没有任何了解，但我的小说却暗合了女性主义的某些观点。我的女主人公虽然仍然向社会选择了逃离的方式，却是以逃离的形式在进行着反抗，尽管这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却是带有着一种不屈的精神。你可以践踏我摧残我甚至从精神上戕害我从肉体上消灭我，但我的精神不死，我的精神始终俯视着你怜悯着你蔑视着你摧毁着你。我这篇小说依然没有脱离理想主义的轨迹。尽管我的理想主义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困境。

90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被商业主义神话笼罩和淹没了。

许多人纷纷下海。80年代初起一同写小说的朋友做起了掮客收起了回扣炒起了股票玩起了期货与房地产。而本来学财政金融专业的我却彻底摒弃了自己的专业，成了大半个专业作家（之所以说是大半个，是因为我每年还要完成两部电视剧）。我也需要一种谋生手段来养活自己，电视剧便是我的谋生手段。我很清楚，电视剧是商品社会的产物，是快餐文化和大众传播，它与纯文学实际上格格不入。于是我小心翼翼地看顾着我的小说。无数次地拒绝高酬电视剧的诱惑。我很明白世间万物都是有取必有舍，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我宁肯摒弃金钱而从纯文学写作中获得精神快感与灵魂宣泄。我始终认为自己是在童年时便听到神的呼唤而需要用一生来进行灵魂救赎的人。我失去了很多，但我始终不悔。

《敦煌遗梦》是我在1992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因为爱画画的缘故，我做了很多年的敦煌梦。1991年，我随中国作家参观团去敦煌，敦煌壁画的辉煌，敦煌地域的特殊，藏传密宗的神秘，都令我震惊。回来后，我被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推动着，创作了《敦煌遗梦》。但是小说出来后却多灾多难。因为小说结构的更新，很有一些人难以接受。最终，由《中国作家》发表，北京出版社出书，已经出了翻译的英文版与法文版。听说在发表时，由于意见的不统一，最后还是由冯牧先生拍的板。后来研讨会时，冯先生还想亲自主持，因当时已经住院，只得罢了。不久后冯先生因白血病而故去，其人虽已作古，我因此事永远对他心存感激。

令我欣慰的是，小说很受读者欢迎。一家书店老板告诉我，她四次进书都抢购一空。有一些导演与我联系，准备把《敦煌遗梦》搬上银幕。我不知道小说改编成电影对小说到底是一种升华还是一种损害，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敦煌遗梦》有很强的画面感和很凄美的故事性，外加一点东方的神秘感，这种故事是没有国界的。

《双鱼星座》与《迷幻花园》是在我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写的。当我真正深入到这个社会，我才深感伍尔芙在《自己的房间》里书写女人境遇的透彻：“确实，女人如果仅仅生活在男人的小说里，人们完全可以把她视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勇敢而又卑贱；艳丽而又污秽；无限美好却又极其可恶；同男人一样伟大，甚至有人认为她比男人更伟大。但这只是小说中的女人。而在现实中，她却被关在屋里毒打，摔来摔去。于是产生了一种十分奇怪的混合现象。想象中她无比重要；事实上却一钱不值。

她充斥一部部诗集的封面，青史上却了无声名。在小说中她可以支配国王和征服者的生活；在现实中却得给任何一个给她戴上戒指的男子当奴隶。在文学中她嘴里能吐出最富灵感的诗句，最为深奥的思想；在生活中她却目不识丁，只能成为丈夫的所有品。”令人震惊的是，伍尔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这个菲勒斯中心的世界仍未有丝毫改变。

《迷幻花园》写一对少女时期的好友，最初通过对方认识自己的特征，犹如“镜像置换”的一对准同性恋者，后来因为一个男性的介入，两人处在了一种奇怪的分离与重叠的状态中，女性的生命、青春与灵魂永远错位，而那条通向墓地花园的小路，则标识着一个实体的认同空间，也就是两个女人芬和怡所不断迷失和逃往的目的地。作品依然充满着强烈的“逃离意识”。那么，究竟逃离什么呢？在《双鱼星座》中，我第一次自觉地写了逃离的对象——那就是这个世界，这个菲勒斯中心的世界。女主人公卜零在男权社会权力、金钱和性的三重挤压下，在现实中奄奄一息无法生存，她逃离在梦中。在梦中，她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极度冷静不动声色地杀死了三个男人——权力、金钱和性的代码，从梦中醒来之后，她走向（或曰逃往）她认同的空间：佤寨。这是一部用女人的血泪和生命向男权世界控诉的小说，但是写得很冷静，女主人公卜零也在经历了一次致命的爱情之后获得了完全的成熟，一个完全成熟的女人是埋藏在男性世界中的定时炸弹，是摧毁男性世界的极为危险的敌人，我在一篇创作谈里写道：……父权制强加给女性的被动品格由女性自身得以发展，女性的才华往往被描述为被男性“注入”或者由男性“塑造”，而不是来源于和女性缪斯的感性交往。……除非将来有一天，创世纪的神话被彻底推翻，女性或许会完成父权制选择的某种颠覆。正如弗罗伦斯·南丁格尔胆大包天的预言：下一个基督也许将是一个女性。

这篇创作谈被一些批评家认为是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一个宣言。当多年以前的那个女孩终于长大成人之后，她终于觉醒。她自觉地摒弃了用以掩饰自己的人格面具，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三枯澹之美

一个真正成熟的女人是不可战胜的。真正美丽的女人是历尽沧桑的女人。我已步入中年，却并不希望年华的复苏。

我在一篇随笔中写道：过去了的，不可能重复，而枯澹才是艺术的极致——那是一种很难达到的边缘情境，那是经历过豪华绚丽、弃绝一切脂粉气之后的生命意志，那是一切风景的原初与归属。它是一种高级的美，它具有一种哲人的睿智与诗性的本质。

我渴望平淡，渴望枯澹，渴望枯澹之后的再生。

我的逃离就是永生。没有任何爱情与风景可以使我驻足于世界的某一个点。我将永不疲倦地走下去，也许幕启与幕落的日子会重叠，也许在未来的一片碑林中，找不到我栖身的墓地。

我喜欢这样一首诗：

我一生始终都站立在那

布满一组集中的笔直大道上

那是宇宙中传送最准确又是最无法破译的语言我是一片银河的云彩

那么深奥那么错综复杂

以至于任何光束都要用15年才能

从我这里穿过

我是一个仪器赋在女人的身形中

试图将脉搏的跳动形象化

为了身体的解脱

为了灵魂的拷问

——〔美〕艾德里安娜·里奇《想起卡罗琳·赫谢尔》在漫长的岁月之后，那个女孩终于对童年时听到的呼唤作出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