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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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之门（第1页）

凡读过我作品的人都说我是个浪漫主义者。

是不是浪漫主义我不知道，但我的确富于幻想，从小便是。

我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外婆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有一座高大的佛龛耸立在我和外婆的卧室里。佛龛上面罩了一块红布，红布里面是玻璃罩。玻璃罩里面便是那尊黑色的释迦牟尼像。常常是，在那黑色佛像的俯视下，在龙涎香的气味和木鱼有节奏的音响中我沉沉睡去。其实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中，充满了各种怪诞和恐惧的梦。这些梦笼罩了我整个儿时的记忆。

按照现在时髦的说法，我小时候是个患有严重的“自闭症”的孩子。我几乎完全生活在内心世界里。夜晚，在外婆如雷的鼾声中，我常常攀上佛龛，揭开红布，独自与释迦牟尼“对话”，在幽暗的不断变化的光影里，我常常产生幻觉。仿佛那佛像经常抬一抬眼，或露出一种意味深长的微笑。每逢这时，我的心便承受不住一种恐惧和惊喜，心跳得仿佛要从嗓子眼里跃出来似的。

从很小的时候，我喜欢画画，且被大人认为天赋很高。8岁时我画的一幅《鹦鹉姑娘》被邻居一位爱好做绢的太太拿去做了样子，结果那绢人做得很美丽，出口国外还获了奖，从此我的“小画家”的头衔便在交通大学的大院里流传开来，加上翌年我又在国际儿童绘画比赛中得了个银质奖，父母便认定我将来是要往绘画上发展了。

其实当时我最为醉心的却是对于天空、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兴趣。我参加了学校的天文小组，每周都要去一次天文馆看星象表演或观测星象。在我的陋室里，贴满了伽利略、哥白尼、祖冲之、张衡、郭守敬等天文学家的头像，都是我精心临摹的，在临摹的时候我心里藏了一个巨大秘密：长大要做个天文学家。当然，这个梦也在1966年随着其他的梦一道破灭了。

总之，小时候我的梦想很多，却唯独没有做过作家梦。

书是极爱看的。从小，就爱翻爸爸柜子里的藏书，爸爸越不让看的书越要偷着看，从小便暴露出人类喜欢偷尝禁果的劣根性。《西游记》《水浒》《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等书就是在这一时期看的。

《红楼梦》是我一生中看的次数最多的一本书。头一次看是在九岁半，我刚刚入队不久，看到黛玉之死的时候，眼泪把红领巾都浸湿了。之后又看了无数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把书中所有的诗词曲乃至章回目录都背熟了。我至今都不能说真正读懂了这部伟大作品的全部内涵，但书中那种令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描写与浓厚的悲剧意识却深深渗入到我的灵魂之中，对于我日后的写作与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影响对于写作无疑是好的，但对于人生却是一种不幸。它使我本来便富于幻想的心灵变得更加不切实际，更加脆弱也更加敏感；使我本来便情感丰富的内心对于爱的要求过于纯粹，过于完美；而因为世界上本无完美，便注定了我的失望与幻灭。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生正是一个不断地幻想和幻灭的过程。

13岁那年赶上那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也怪了，就在姐姐们都风起云涌地闹革命，高音喇叭震天价响的时候，我却把自己闭锁在房间里，开始了读文学作品的“第二次高潮”。这时我开始对于外国作品感兴趣。什么《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怎么办》《牛虻》《前夜》等等，都是在“第二次高潮”中读完的。而有意思的是，恰逢13岁这样一个微妙而敏感的年龄，一只脚还停留在少年时代，另一只脚已跨过了青春的门槛。于是书中的牛虻、英沙罗夫、拉赫美托夫等等便成为我心中最早的男性偶像。按照荣格的说法，他们应当算作我的最晚的“阿尼姆斯心象”。荣格说：“……由于这种心象本身是无意识的，所以往往被不自觉地投射给一个亲爱的人，它是造成情欲的吸引和拒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年龄容易产生一种朦胧的幻觉式的爱，而这种爱的唯一宣泄方式便是“投射”在格子上——我写了一篇叫做《雏鹰奋翮》的小说，写的是我崇拜的一个男孩子的经历，这大约算作我最早的小说了。在仅有的三位读者中，有一位大朋友很郑重地对我说：“你将来不能搞文学。”问他何以见得，他答：“你这样的人搞文学肯定要受炼狱之苦。”

我不明白他的话。

在16岁的“花季”去了黑龙江兵团。穿着一套蓝制服，黑布鞋，背包里装了一条价值16元的灰毯子和一顶蚊帐，怀里揣着妈妈给的20块钱，就这样去了距北京3600里的“二龙山屯”。没有书，没有报纸，更没有音乐、绘画、球场或游泳池，没有现代文明的一切，像是在一个原始部落里呆了五年。这五年当中，大概有两年的时间都在生病，——我始终没有适应那个冰天雪地、气温常常在零下40度之下的环境。

在晚上停电、全排的女孩子们围着火炉煮黄豆汤的时候，我常常给大家讲故事。这好像是当时排里唯一的娱乐。后来我又给她们画肖像，描绣花样子，为了这一点点付出，姑娘们给了我优厚的回报：总有人抢着帮我洗衣裳、钉纽扣，甚至打饭。而我，在肚子里的故事都倒空之后，不得不在姑娘们的要求下杜撰出一个个荒唐无稽的故事。这，大约就是当作家的前奏吧。

从兵团出来之后，我又在北京郊区插了一年队，后来又是三年工厂，“工农兵”的生活全都体验过了，人却并没有什么长进。我很羡慕那些能够过细地了解外部生活的人。而我，依然习惯地生活在内心世界里。我对于工分值的高低、知青主任对谁厚又对谁薄、两年还是三年出师、什么时候该工资调级、车间主任是爱抽烟还是爱喝酒等等一无所知，就像白活了似的，我的体验是一种内心的体验。只有当周围的人物或者事件真正触动了我，侵入到我内心世界的时候，我的情感才开始运作，我的大脑才显现出存储的功能，我的创造力才趋于旺盛。也许正由于这个缘故，很多人认为我的小说是一种“心理型”的小说。

真正的文学创作开始于大学二年级。我是在粉碎“四人帮”、高考制度改革后的第二年考上大学的。事情总是不尽如人意——我报的专业绝大多数是文学，却偏偏被唯一报的一个经济专业录取了。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大哭一场，以为从此我的命运注定了。当经济学教授的爸爸倒是很高兴，他说：“即使你想当作家也别报中文系，你看大学中文系出了几个作家？”虽然不如意，但这是末班车了，不上也得上。

当时我真正强烈地感觉到，人，根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却偏偏又有了转机。大学二年级，有一门基础课叫做“汉语写作”，由一位新调来的青年教师讲授。这老师因为在当时的报纸刊物上发表过几篇有影响的评论文章，颇心高气傲，头一次上课便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让我们每人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叫做《暑假纪实》。结果，全班40个人他只给我一人得了优。我写的是杭州孤山放鹤亭，只写了千把字，却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角度（后来此文全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他的评语写道：“文章有才气，虚实相宜，亦真亦幻……白石老人‘似与不似之间’或可解……”

此事在我们学院轰动一时。后来那老师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写小说？你是个潜在的作家。”事隔不久，汉语教研组一位姓杜的老师找到我，向我索要一篇小说。这位杜老师“文革”前曾做过《人民文学》的编辑。我以为他是看我尚可堪造就，要亲自指导我，便诚惶诚恐拿了一篇四千字的习作给他，事后再不敢问起。谁知这篇习作后来竟登上了《北京文学》1981年第2期“新人新作”栏的头条，还配上了很精美的插图。我惊喜之余又写了第二个短篇《请收下这束鲜花》投给我当时最喜爱的刊物《十月》。小说情节很简单，写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孩爱上了一个青年医生，后来医生得了绝症，在弥留之际，小女孩冒着大雨赶去看他，那医生却早已不认识她了。完全写小女孩的内心活动，很符合后来文学界关于小说情节淡化的主张。而这在当时却是比较独特的。这篇小说后来获了1981年《十月》首届文学奖。记得发奖大会那天，《十月》编辑部主任苏予特别向大家介绍了我——获奖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个。周围坐的全是文学“大腕儿”们，他们对我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令我诚惶诚恐。从此，我便穿上写小说这双“红舞鞋”，再也脱不下来了。

那时，对外开放的大门刚刚开了一道缝，正因如此，门外的景色看起来如此新鲜。我被一种写作的激情啮咬住，它使我整天处于一种癫狂状态，我每天都和小说人物生活在一起，忘了是我属于他们还是他们属于我，写到动情处，趴在桌上大哭一场……天哪，那时真是太傻了。

我以为我已尝到了“炼狱”的滋味，可实际上，那不过是炼狱之门。

富于激情的年龄过去了。我的中篇《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长篇《海火》等都被人认为是严肃得近于冷峻的作品，反响很大，而我却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时代在变，“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往外跑”。更多的人在“玩”文学，更多的人开始弃文从商。我怀疑自己的真诚，怀疑这真诚是否符合现代社会的标准。这似乎是个代用品的时代，一切都可以代用，货真价实的东西太少了，而且，很难被人识破。真品并不比赝品更值钱。

我大概是太傻了。

然而，读者们好像比我更“傻”——许多人为我的小说一掬感动之泪，许多人把自己的经历写给我，甚至是秘密和隐私。——我相信那句名言了：“只有出自内心的，才能真正进入内心。”

时代的确在变，但在人类心灵中有些永恒的主旋律却是亘古长存的。文学是寂寞孤独的事业。这孤独，绝不是抢着话筒喊出来的那种孤独。它是作家对自己的心灵审判，是真正的炼狱。吃不了苦的人就不要写小说。

我想起伟大的巴赫那首举世闻名的主题乐曲《音乐的奉献》。巴赫利用“无限升高的卡农”——即重复演奏同一主题，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变调，使得结尾最后能平滑地过渡到开头。这里充满了音符与文字的游戏。这里有各种形式的卡农，有非常复杂的赋格，有美丽而深沉的悲哀，也有渗透各个层次的狂喜。它是赋格的赋格，是层次的自相缠绕，是充满智慧的隐喻。人类社会正如这样一首赋格曲，它不断地变调却又回复到原点，构成一个个充满智慧的怪圈。

文学的发展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在高度的商业化之后将需要新的返璞归真。任何社会都不会没有孩子，任何孩子都不会没有美丽的梦。

包括关于炼狱之门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