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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完了子路祠,君臣几人在外面院子里闲坐。
古柏森森,挡住了炙热的阳光,坐在树荫下让人神清气爽。
赵祯换了便服,踞住一大石凳,舒舒服服地坐在上面乘凉。几位宰执重臣在四边或走或坐,享受难得的闲适时光。从太祖时候起形成的传统,君臣私下相处的时候,大家都比较随便。没有御史在一边看着,就没有了礼仪的约束,各自随意。
赵祯是个比较严肃的人,特别是穿上朝服,处理公事的时候,处处遵礼。反倒是他的父亲真宗皇帝比较随便,与大臣饮宴,喝多了什么样子都有。现在北巡,出了京城,路上折腾了几天,赵祯也放下了架子。
皇帝不端着皇帝的架子,大臣也就不时时注意言行了,大家变得随性起来。皇帝面前说错了一句话,动辄就要杀全家,宋朝没有这个规矩,之前的朝代大多如此。以言行辨忠奸,随便就要杀人的,多是明清两朝形成的习惯。指斥乘舆是十恶大罪,但真正放到台面上的只有历史上的岳飞冤案,满朝文武也不认为这罪名立得住。
彻底歇过凉,赵祯来了兴致,让徐平坐到身边,对他道:“此次北巡,契丹如果真地以为我们要恢复燕云,欲要先下手为强,打过来了怎么办?”
徐平笑了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就打呗。真定府、保州、雄州一带,已经坚壁清野,重兵设防。契丹几万兵马,过不了那几州。十万以上兵马,可挡于葫芦河经北的赵州、深州一线,聚而歼之。灭了契丹精锐,陛下可以亲提大军,直下幽州,建不世武功。”
赵祯撇嘴摇头:“仗哪里是那么容易打的?这么容易,本朝为何数次折戟?”
徐平道:“攻守之势不同。当年立澶州之盟时,军心不稳,战力不济,才不得不在占尽上风的时候与敌苟和。现如今数十万禁军,人人求战,兵精粮足,再能让契丹大军顿兵于坚城之下,自可合力围歼,何用求和?有那机会,正是陛下建功立业的时候。”
赵祯抬头看着头顶如绿幕一样的大树,想了一会,禁不住有些向往。如果耶律宗真一个忍不住,学他的祖宗,派一二十万骑兵南下,真能够聚歼于河北路?这样的战功听起来吓人,让人不敢去想,但徐平到西北,就是这样三年来了党项,好似也没什么。
徐平只是笑。现在大势已成,契丹如果敢跟党项那样硬来,耶律宗真就真可能成为元昊第二。契丹的兵主要靠的是游牧部族,燕云之地的汉人,宋朝还没有完全放弃,契丹还没有真当成治下之民,他们不能倚靠的。几十万人,对几个游牧部族来说,一旦没了很难补充。能在境内歼灭契丹主力,宋朝大军就可以向北碾过去了。
瞎想了一会,赵祯摇了摇头:“有党项的例子在,契丹国主必不肯如此做。”
当然不会这样做,契丹现在谨慎得很,处处防着宋朝进攻,哪里敢头脑一热南下。
人心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时时会影响着国政。党项的败亡,丰州的失败,正在让契丹百年来建立的对中原王朝的心理优势慢慢丧失。现在他们的信心还在,所以对宋朝的举动应对激烈。等到国力虚耗,心气没了,便就会如猛兽失去斗志,任人宰割。
杜衍走过来,拿着一道奏章道:“京西路上奏,三司与巩县的汇通社议定,三年之内汇通社制的大车,每一辆给三司五十贯钱。三年之后,减为二十贯,十年之后任其自为。”
徐平点了点头。三司本来的意思,是不分时限,孙二郎卖一辆车就给他们多少钱,徐平坚持让他们定一个期限出来,哪怕前几年收的钱多一点也可以。专利还有时限呢,怎么可以吃人家一辈子。十年的时间够长了,那时候交通工具发展到哪一步都不好说。
赵祯看过了奏章,对徐平道:“三司之场务,其利归朝廷。宰相因何一力命其让利于细民,使民夺朝廷之利?人言官不当与民争利,宰相多次辨驳,似不应如此。”
徐平道:“此次不是官让利于民,区区一个汇通社,何德何能敢代民受利?朝廷向民让利,减税可,免役可,让渡产业却不可。为何?产业离于官府,入于细民,只是几家之民而已,天下百姓何曾得利?民为天下百姓,非几家几姓,官民之利当如此分。是以官府让利,不一定是百姓得利,处置不好,天下百姓受的盘剥更重也是有的。”
不管是官不与民争利,还是国退民进,利益进的都是少数人的手里,其实做不到全民得利。这样的结果是政权失去了财源,富了一小部分人,大部人未必有好处。私人企业会比官营企业更善待员工?还是会大方地用自己的财富造福社会?显然不可能。
放出一部分官营产业到民间,目的不在这里,官方让利于民,得利的民不是政权含义下的民。一小部分人借助官方放出的产业发家,并不能真正让民得利。而且私人不需要跟政权一样承担社会义务,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事,剥削更重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杜衍道:“既如此,宰相为何让三司让这一部分产业于汇通社呢?”
“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为此言,因当时之国为一姓之国,天下为一姓之天下,故有此言。到如今,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此言已时过境迁。此时君与民何如?民为水,朝廷为鱼,鱼无水则不活。三司放一些产业于民间,是放水也,放水于民,以养朝廷。若三司之产业尽为官营,则与民隔绝,所谓自绝于民必无活路。此产业三司有,民间亦有,相互学习,相得益彰,才是长久之道。”
官营企业不一定就效率低,民营企业不一定就效率高,实际上经营得当,民营企业很难与官营企业相比。不过没有民间产业,官营产业会越来越倾向于关起门来过日子,便如现在的禁军一样,慢慢就朽坏了。徐平之所以让三司向民间让利,不是因为体制,也不是因为效率和管理问题,纯粹就是保持经济上的官与民的交流。当民营占的比例过大,威胁到产业发展前途的时候,反过来操作,同样非常正常。
徐平前世,国营企业是非常明显的例子。与社会隔绝,慢慢发展到形成自己的小圈子文化,发展到世袭接班,失去了社会的责任感,最后一塌糊涂。至于归结为体制问题,或者有些人认为的国营就是不行,国营就要全部卖掉成为私营,纯粹是有人想吞掉公利为自己的私利编出来说说而已。很多国营企业,保持了所有权不变更,充分进入市场竞争,反而发展得很好。不管是工人待遇,还是产品质量,国营的都不差。
先是为了争取这个小圈子的支持,让他们关起门来,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团伙,由此失去了圈子之外人民的人心。无法收拾了再一下子全部砸烂,把这些人一脚踢开,又失去了这些人的人心。这样的权术手段,只能得逞于一时,最终留下全社会在经济上离心离德的恶果,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努力才能擦干净屁股。
一旦失去了人心,制度和经济上投入再大也难见效果。徐平前世,很多国营厂矿为主的城市,衰落之后怎么救都救不过来。不是资源不够,也不是办法不对,而是那里的人已经被骗得惨了,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投钱过去,他们不是想办法去发展,而是怎么把这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至于以后,以前的经验告诉他们,不能想以后。
公天下,政权和人民就是鱼和水的关系。水里没有鱼就是一潭死水,鱼离了水就不能存活。所以徐平让三司让渡产业,是为了向民间放水,来养活三司的这些场务。至于经营的好不,场务的效率,甚至产品的质量,孙二郎那些人比三司场务还差得远。
这才是发卖官营场务,让渡三司场务利益的意义,私营比官营有效率,那就是说出来有个说法而已。资本主义的根本,是认为经济活动中只存在他们讲的理性自然人,即人人自私,一切都为了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刚好相反,认为经济活动中只有社会性的人,所以才以公有制为基础。
有前世的经验,徐平便就知道这两个极端哪个都靠不住。还是政权与百姓,互为鱼水交融在一起,比较接近实际。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荀子针对那个年代说的。家天下的时代,有主有客,统治者这样认识是对的。不是家天下,到了公天下的时代,那样讲就不符合时代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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