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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自己的路(第1页)

吴育把自己整理好的徐平先前奏对内容,拿给赵祯和徐平看。由于匆忙,他只是把徐平的话联缀起来,稍加整理,没时间过多润色,是以带有强烈的徐平风格。

赵祯看罢,想了一下,突然大笑,对徐平道:“宰相一向待人谦和,凡与宰相引座交谈之人,无不言宰相有君子气度。然与宰相共事之人,则说言辞虽谦和,然于公事持之甚坚,共事者难。先前与宰相坐而论道,朕有此感,然并不难也。至著之文字,才知百官所言极是。对公事持之甚坚,宰相用心于事,勇于任事也。过之则为执,宰相谨记!”

徐平捧笏躬道:“臣之过也。过不能自查,臣之失也。谢陛下提点。”

这是徐平一直以来的毛病,与人相处和和气气,但一旦涉及到公事就过于强势。对上对下都不明显,而同僚就会觉得难以共事。君与相不是完全的上下级关系,是一种在上下级关系中的合作分工。徐平做宰相,赵祯也开始感觉到徐平的这个毛病。好在赵祯严于律己,做皇帝能够深自克制,对徐平的强势,感觉不深。等到把言论一形诸于文字,这种感觉就一下子强烈了。论治国之道和理国之术,徐平几乎是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在说。

汉太祖在秦末乱世,马上取天下,当国之后求贤士大夫共治国家。到了宋朝,继承了这个传统,而且面临内忧外患之时,鉴于前朝外戚、寺宦之祸,对士大夫愈加倚重。

把士大夫视为一个阶层是不对的,这既不是地主阶级,也不是读书人,虽然他们大多是出自于地主阶级的读书人。士大夫是求贤,而不是对官员的任能,两者有根本区别。

简单地说,士大夫的第一要求是意识形态,即与政权的意识形态必须相符。在这个前提之下,才有依能力任官的问题。

一国之中,甚至一家之中,极端的朋友夫妻之间,意识形态也可能不同,这是社会的多样性,强求一致会导致反弹。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我只看对我好与坏,事情表现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无关紧要。还有视屁股坐在那里就应该是什么意识形态为当然之理的,你是什么出身,就应该是什么意识形态。政权代表统治阶级利益,就必然用统治阶的人。

政权具有独立人格,就超脱了阶级,不能超脱,政权就无以维持。对于政权管理下的人来说,谁让我活不下去,我就反了他的。这是很多人的态度,政权要调和,正是必须让社会危机不碰触这条线。这条线对于不同的政权来说不一样,同样的危机,对于不同的政权来说,感受是不一样的。

政权内部个人的意识形态各种各样,但政权的意识形态却是唯一的。不管是从朝廷的角度来说,还是从皇帝的角度来说,选择与自己一起管理天下事务的,必然是与政权的意识形态相同,要从自己处于社会阶层的个人利益中超越出来的人。对于皇帝来说,对政权的意识形态未必就有多认同,但为了管理国家,他自己也要超越出来。

宋朝皇帝不只一个人说过,欲为一件快意事而不得,就是这个道理。

选官用科举只是手段,考的不是个人的能力,与以前的察举制目的本无不同,选的是贤不是能。选出贤来之后,才有所谓的任能。选贤与任能,对于政权来说,不是一回事。

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知道为什么宋朝的进士对其他所有出身的官员都不屑一顾,关键时候自己把持国家大事,不容其他人涉足。他们代表的是政权的意志,甚至有的时候与统治者的意志并不一样,政权对于自己使用的管理人员,态度自然不会是多么友好。这种事情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以后也会如此。能够把握好态度的,毕竟只是少数人。

左右天子方为大忠,就是从这个方向发挥出来的,忠的是政权独立人格的意志,而不是皇帝本人。极端情况下,甚至不惜改换皇帝,这种事情也是会做出来的。

正是求贤,用的是符合意形态的人,所以对士大夫的要求是公德,私德并不紧要。当然有历史上司马光和王安石这种公德私德都无可指摘的人,但更多的是不拘小节,一面站在制高点指点江山,一面挟妓游玩。

公德无关紧要或者消失的时候,才会弃公德而求治私德。

无关紧要,比如认为天下是一人之天下,谁能帮助我就用谁。这个时候对私德的要求看统治者本身,有的统治者视道德为无用之物,只要能办事,官员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法外之事皆可为,甚至违法犯科只要有用也可以不治罪。对属下严厉的统治者,就会去治官员的私德。不管是权还是物,我不给你,你不可以取。

公德消失不是说公德不存在了,而是认为天下每一个人都有公德,人人都无私。公德是对所有人的要求,此时参与政权治理国家的,自然就会要求有更高的私德。

法家是典型的不要求公德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眼里,一人之天下的时候,无所谓官吏的公德私德,只要效忠君主,一切按照君主的意志去做就可以了。让你明白怎么做,那就是天下一切断于律,师于吏。天下人之天下的时候,天下人就有同样的公德,人人都是这天下的主人,都要有做主人的觉悟。没有这个觉悟,便教育你,屡教而终不改,则就是大家的敌人。教育是温和的手段,作为敌我矛盾则是激烈的手段,人民公敌是也。

法家强求天下一律,不承认人的复杂性,手段猛烈,做起事情来见效快,矛盾积累得也快。国家面临巨大威胁,有明确目标的时候,法家更加有效率。

儒家是调和妥协的意识形态,侧重于安内。因为有一个缓冲层,矛盾积累得慢,而且也比较容易摇摆,能够在妥协中求生存。天下为一家之永祀时,儒家表现为君王求贤,与贤人共治天下,天下大治君王成圣人。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时,儒家不强求一律,仍然是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求妥协,不断地调整以求生存。仁义不失,天下不亡,指的是不会亡于内部矛盾。面临外敌的时候,讲仁义没有用处,终究还是要以力量对决。

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首先要问的都是自己人还是外人,不然就没有了着力点。

法家利于对外,儒家善于对内,没有什么绝对的对或者错。国家面临生死存亡,自然是以法家的手段为优,放下内部矛盾以对外敌,儒家的各种规矩此时不合时宜。当外部没有巨大威胁的时候,法家那些激烈的手段不能长久地对自己人,不然终亡于内乱。

道家和墨家讲小政府和无政府,天下自治,不适全大一统的中原政权,先被淘汰。

中国文明早熟而且延续,延续自不必讲,早熟就是先秦诸子几乎把治理天下的各种手段都提出来了,并且在漫长的历史中都被使用过。这些治国理论不是意识形态,只是治理国家的办法而已,由此延伸出去形成各种各样的政策,是对于政治结构的探讨。

正是因为儒家法家不关意识形态,统治者对此是不敏感的,以为这是事关天下存亡的大事情,对统治者生死攸关,就把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搞混了。

秦汉是实践先秦诸子思想的朝代,意识形态是相同的。

秦汉在意识形态上大致相同,秦亡于内乱,汉朝吸取教训,以儒家代法家,对内开始讲调和。正是在这个调和的过程中,汉朝在秦朝政治统一的基础上,完成了文化统一。

我们之所以为汉人,就是在秦汉这两个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

到了宋朝,儒家和法家的区别早已经不明显,名为儒家的士大夫中实际上有大堆法家信徒。用秦暴政失天下来攻击政敌,只是政治斗争的手段而已。

用儒家还是用法家,真正起作用的是以宰执为中心的官僚执政集团,这只是治国理政的手段。外部威胁增大的时候,法家思想抬头,是自然而然的事。党争最激烈的时候,新旧两党实际上都杂儒法,谁也不是纯洁的儒家信徒。只是对于儒法两家的手段,有的主张对内,有的主张对外。而涉及了内外,就涉及到了一部分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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