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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前面提到的四位仁兄,即很有代表性:崔呈秀,原本是一贪污犯,收了人家的钱,被检举丢了官,才投奔魏公公。施凤来,混迹朝廷十余年,毫无工作能力,唯一的长处是替人写碑文。许显纯,武进士出身,锦衣卫首领,残忍至极,喜欢刑讯逼供,并有独特习惯:杀死犯人后,将其喉骨挑出,作为凭证,或作纪念。但相对而言,以上三位还不够份儿,要论王八蛋程度,还是冯铨先生技高一筹。这位仁兄全靠贪污起家,并主动承担陷害杨涟、左光斗等人的任务,唯恐坏事干得不够多,更让人称奇的是,后来这人还主动投降了清朝,成为了不知名的汉奸。短短一生之中,竟能集贪官、阉党、汉奸于一体,如此无廉耻,如此无人格,说他是禽兽,那真是侮辱了禽兽。
综上所述,魏忠贤手下这帮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有着这样一个特点:什么都干,就是不干好事;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曾是三党的成员,在彻底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躯体,加入阉党这个温馨的集体,成为毫无廉耻的禽兽之前,他们曾经也是人。多年以前,当他们刚踏入朝廷的时候,都曾品行端正满怀理想,立志以身许国,匡扶天下,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谨言慎行,并最终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伟人。但他们终究倒下了,在残酷的斗争、仕途的磨砺、党争的失败面前,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勇气和尊严,并最终屈服,屈服于触手可及的钱财、权位和利益。魏忠贤明白,坚持理想的东林党,是绝不可能跟他合作的,要想继续好吃好喝地混下去,就必须解决这些人。现在,他准备摊牌了。但想挑事,总得有个由头,东林党这帮人都是道德先生,也不怎么收黑钱,想找茬整顿他们,是有相当难度的。考虑再三之后,魏忠贤找到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突破口——汪文言。
作为东林党的智囊,汪文言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左推右挡来回忽悠,拥立了皇帝,搞垮了三党,人送外号“天下第一布衣”。
但在魏忠贤看来,这位布衣有个弱点:他没有功名,不能做官,只能算是地下党。对这个人下手,既不会太显眼,又能打垮东林党的支柱,实在是一举两得。
所以在王安死后,魏忠贤当即指使顺天府府丞绍辅忠,弹劾汪文言。要整汪文言,是比较容易的。这人本就是个老油条,除东林党外,跟三党也很熟,后来三党垮了,他跟阉党中的许多人关系也很铁,经常来回倒腾事儿,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底子实在太不干净。
更重要的是,他的老东家王安倒了,靠山没了,自然好收拾。
事实恰如所料,汪文言一弹就倒,监生的头衔没收,还被命令马上收拾包裹滚蛋。汪文言相当听话,也不闹,乖乖地走人了,可他还没走多远,京城里又来了人,从半道上把他请了回去——坐牢。赶走汪文言,是不够的,魏忠贤希望,能把这个神通广大又神秘莫测的人一棍子打死,于是他指使御史弹了汪先生第二下,把他直接弹进了牢房里。魏忠贤终于满意了,行动进行得极其顺利,汪文言已成为阶下囚,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下面……下面没有了。
因为不久之后,汪文言就出狱了。此时的魏忠贤是东厂提督太监、掌控司礼监、党羽遍布天下,而汪先生是个没有功名、没有身份、失去靠山的犯人。并且魏公公很不喜欢汪文言,很想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看上去,似乎是件十分容易的事情。毕竟连汪文言的后台王安,都死在了魏忠贤的手中。
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狱。然而,他就是出狱了。
他到底是怎么出狱的,我不知道,反正是出来了,成功自救,魏公公也毫无反应。王安都没有办到的事情,他办到了。
而且这位仁兄出狱之后,名声更大。赵南星、左光斗、杨涟都亲自前来拜会慰问,上门的人络绎不绝,用以往革命电影里的一句话:坐牢还坐出好来了。
更出人意料的是,不久之后,朝廷首辅叶向高主动找到了他,并任命他为内阁中书。
所谓内阁中书,大致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主任,是个极为重要的职务。汪文言先生连举人都没考过,竟然捞到这个位置,实在耸人听闻。
而对这个严重违背常规的任命,魏公公竟然沉默是金,什么话都不说。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战胜这个神通广大的人。
于是,魏忠贤停止了行动,他知道,要打破目前的僵局,必须继续等。此后的三年里,悄无声息之中,他不断排挤东林党,安插自己的亲信,投靠他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党羽越来越庞大,实力越来越强,但他仍在沉默中等待。因为他已看清,这个看似强大的东林党,实际上非常脆弱。吏部尚书赵南星不可怕,佥都御史左光斗不可怕,甚至首辅叶向高,也只是一个软弱的盟友。真正强大的,只有这个连举人都考不上,地位卑微,却机智过人、狡猾到底的汪文言。要解决东林党,必须除掉这个人,没有任何捷径。这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魏忠贤不喜欢冒险,所以他选择等待。
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包括魏忠贤在内。天启四年(1624),吏科给事中阮大铖上疏,弹劾汪文言、左光斗互相勾结,祸乱朝政。
热闹开始,阉党纷纷加入,趁机攻击东林党。左光斗也不甘示弱,参与论战,朝廷上下,口水滔滔,汪文言被免职,连首辅叶向高也申请辞职,乱得不可开交。
但讽刺的是,对于这件事,魏忠贤事先可能并不知道。
这事之所以闹起来,无非是因为吏科都给事中退了,位置空出来,阮大铖想要进步,就开始四处活动、拉关系。
偏偏东林党不吃这套,人事部长赵南星听说这事后,索性直接让他滚出朝廷,连给事中都不给干。阮大铖知道后,十分愤怒,决定告左光斗的黑状。
这是句看上去前言不搭后语的话,赵南星让他滚,关左光斗何事?原因在于,左光斗是阮大铖的老乡,当年阮大铖进京,就是左光斗抬举的。所以现在他升不了官,就要找左光斗的麻烦。看起来,这个说法仍然比较乱,不过跟“因为生在荆楚之地,所以就叫萌萌”之类的逻辑相比,这种想法还算正常。
这位逻辑“还算正常”的阮大铖先生,真算是奇人,可以多说几句。后来他加入了阉党,跟着魏忠贤混;混砸了又跑到南京,跟着南明混;南明混砸了,他又加入大清,在清军营里,他演出了人生中最精彩、最无耻的一幕。
作为投降的汉奸,他毫无羞耻之心,还经常和清军将领说话,白天说完,晚上接着说,说得人家受不了,对他说:您口才真好,可我们明天早起还要打仗,早点儿洗了睡吧。
此后不久,他因急于抢功跑得太快,猝死于军中。
但在当时,阮大铖先生这个以德报怨的黑状,只是导火索。真正让魏公公极为愤怒、痛下杀手的,是另一件事,准确地说,是另一笔钱。
其实一直以来,魏公公虽和东林党势不两立,却只有公愤,并无私仇。但几乎就在阮大铖上疏的同一时刻,魏公公得到消息,他的一笔生意黄了,就黄在东林党的手上。
这笔生意值四万两银子,和他做生意的人,叫熊廷弼。
希望大家还记得这兄弟,自从回京后,他已经被关了两年多了,由于情节严重,上到皇帝下到刑部,倾向性意见相当一致——杀。
事到如今,只能开展自救了,熊廷弼开始积极活动,找人疏通关系,希望能送点儿钱,救回这条命。
七转八转,他终于找到了一位叫做汪文言的救星,据说此人神通广大,手到擒来。
汪文言答应了,开始活动,他七转八转,找到了一个能办事的人——魏忠贤。
当然,鉴于魏忠贤同志对他极度痛恨,干这件事的时候,他没有露面,而是找人代理。
魏忠贤接到消息,欣然同意,并开出了价码——四万两,熊廷弼不死。汪文言非常高兴,立刻回复了熊廷弼,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以及所需银子的数量(很可能不是四万两,毕竟中间人也要收费)。以汪文言的秉性,拿中介费是一定的,拿多少是不一定的,但这次,他一文钱也没拿到。因为熊廷弼拿不出四万两。拿不出钱,事情没法办,也就没了下文。
但魏忠贤不知是手头紧,还是办事认真负责,发现这事没消息了,就好了奇,派人去查,七转八转,终于发现那个托他办事的人,竟然是汪文言!
过分了,实在过分了,魏忠贤感受到了出奇的愤怒:和我作对也就罢了,竟然还要托我办事,吃我的中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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