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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必偏,是说政权必须有一个立场,没有立场,政权也就不需要存在了。
徐平的选择,是站在被剥削者的立场上,这是中国传统的立场,也是这个时代能被广泛接受的立场。天下以民为本,是孟子理论中很重要的内容,接受孟子代表了时代的呼声。
为什么使用这个时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结构,而不是拿课本上源自欧洲的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因为政治立场不同。
课本上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君主立宪和议会制,都是资产阶级为了掌握政权而出现的政治结构。徐平的立场不偏向他们那一边,而是偏向最广大的被剥削者,自然就不会使用这两种政治结构。政治结构从属于意识形态,同一意识形态会有多种政结构,但不同的意识形态则很难使用对立意识形态的政治结构。
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都是为了弱化统治者对政权的掌控力而出现的,弱化的目的是利于资本家操控政权。只要统治者的权威还重,天然就有号召民众,有把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来的可能。公天下的意识形态下,对于统治者来说,大义在手,天下我有。立宪以及种种措施,都是为了断绝这种可能,确保资产阶级对政权的掌控权。
政权的独立性就在于,在政治结构的最顶层,只有一系列的政治原则,而没有不可更改之祖宗成法,也没有不可更改之宪法。谁都想一劳永逸,只是政权被现实教训了,面对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一劳永逸还只是一种梦想。或许只有寄望于科技进步,生产力大发展,用极大丰富的物质来慢慢弥合矛盾。
哪怕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内部,而临严重的危机时,有人想进行较大的改革,大义一举,依然威力无穷。没错,说的就是美国,就是***。最高统治者留有较多权力的时候,挥舞着大义,把政治结构大变样并不稀奇。你能把这一个拖下台,后面还会再出现另一个,社会危机不解除,这种冲击就不会结束。无他,政权有立场,但政权本身是独立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外的,危及到政权生存,这种独立人格就体现出来了。
意识形态的结构中,立场是位于政权属于谁之下的。为了政权生存,统治者一人敢于挑战整个剥削集团,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威力。意识形态决定政治结构,而不是反过来。
当大潮席卷全球的时候,外部矛盾容易掩盖内部矛盾,甚至有人把面临社会危机时向外转移矛盾作为当然之理。时代不同了,这个当然之理也不是当然之理了,向外转移矛盾而不可得的时候,每一个政权都必须想办法对内解决社会危机。
徐平的前世,由白人掀起来的全球**潮正在退去,处于时代的尾声,每一个文明都在舔舐自己的伤口。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正在退潮,全球化已经是逆大势而行。从国际事务中抽身出来,应对内部危机已经是一种趋势,这就是大势。不管是自觉还是被动,各个国家、民族、文明,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抽身得越早,损失越小。这个时候还看不清局面,去乱接全球化的大旗,在世界上就会显得很可笑。虽为小邦,而心怀天下,就说的是这种政权。
前世正是大潮的尾声,徐平的这一世,正当浪潮正盛的时候。扎紧篱笆,坚定地在浪潮中岿然不动,接下来的一千年世界就是汉人的。卷身到这股洪流中,贪小利忘大义,徒然把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反击加到自己身上,是在浪费国力,浪费民族的发展机会。
有皇帝,就是士大夫掌控的官僚集体,与皇帝一起治理国家。皇帝的责任,就是使这个治理国家的群体,立场永远在被剥削者这一边。皇帝失去了立场,则官僚集团必然就会失去立场,这种政治结构就瓦解了。立场失去了,意识形态就变了,政权性质就变了。
所以说,皇帝的义不在纵容官僚集团上,他站到官僚集团这一边来,整个天下就非常危险了。君臣和谐,是说大家意识形态相同,但各有职责,矛盾体现在这里。
皇帝的个人操守不可靠,无非是把皇帝换成一个集体,如同把宰相之权分成宰执集团的众人之权而已。确定了政治立场,这种政治结构就不会改变。其间的分别,如同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虽有不同,却同属于一种意识形态。
罗马的元老院共和制,秦汉的丞相制度,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偏向来的。在这样一个系统之下,会理出很多历史的脉络来。
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以意识形态为中心。意识形态生发出政治结构和一系的政治原则,由此又有各种各样的行政举措。变法,就是在确立了意识形态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行为,有行政上的,也有取消旧的政治原则,建立新的政治原则。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公天下的意识形态生发出来的政治结构。徐平一直讲的怨归于己,恩归于上,则是公天下与大一统的政治原则。宰相向天下百姓示恩,就是在做王莽做过的事情。地方官向治下的百姓示恩,则是封建思想,把自己当成了郡县的主人。
政治结构之下,宰相只可以理政,理政出了差错,导致民怨,宰相受民怨,而不是皇帝受怨。这个政治原则,是为了体现皇帝与士大夫的主从之分,确保政权的立场。体现在制度上面,就是政令用敕,而减刑免税之类示恩于百姓的措施,哪怕是由宰相提出来并施行的,也不用敕,而是德音、赦制、曲赦,恩归于皇帝。而制度性的常例减刑,因为不是示恩之举,又改到了宰相的敕令里,为疏决。
地方官是由朝廷派到地方,依朝廷的制度、命令施政的,这个范围内,百姓受到好处只可归于朝廷,朝廷认为是个好官,而不可借此让百姓感激自己。否则就是封建思想,违反了大一统之下怨归于己,恩归于上的政治原则。朝廷纵然一时有行政命令错误,由此引起的民怨也是由地方官承担,不可以向上推托,分辨是朝廷内部的事情,与百姓无关。挟民意而对抗朝廷,就是封建思想,不符合大一统的政治原则。如宽刑免税兴学之类,地方官提出来施行,必须是以朝廷的命令,主要是中书的敕令行下来,而不能自作主张。哪怕从头到尾中书就是签个名,盖个印,这个好处也是来自于朝廷。这条政治原则,是为了保证地方的向心力,不破坏大一统的政治结构。
所以万民伞之类官员要当心,一个不小心,不但不会受到奖励,还有可能受到严重的处罚。违反政治原则,比违反制度更加严重,就此被打入另册也有可能。徐平离开邕州百姓雨夜相送,这是百姓和他的事,朝廷并不会因此奖励升迁。如果他拿着这件事,回京之后作为自己治理地方的功劳,反而会被别人抓住把柄。
公天下,大一统,地方官在郡县,朝廷查的是治理成绩,百姓的态度不太重要。这个职位本来就要待朝廷受怨的,百姓口中的名声好了,朝廷就要查是你做得好,还是以朝廷职责市私恩。万民伞之类对官员绝对加成,是封建残余,是有家天下的意识形态在内。
由意识形态而延伸出来的这些禁忌,在政权内部就是政治原则,在政权外部就是政治正确。官员要有政治意识,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除了法律制度,还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正确在约束他们。不以政治原则来要求,就不在官的范围内,是吏了。
官员不适任被贬被免不只是做错了事,用徐平前世的话来说,有的时候是政治立场不坚定,政治原则不清楚,缺乏政治敏感性。犯了这一条,比做错了事还严重,受到的惩罚也更重。欧阳修因朋党被重贬,便是违反了政治原则。
政权的独立意志越坚定,意识形态越强,对官员的政治立场要求就越严厉,违反政治原则受到的处罚就更重。征民间贤士,给官不做的,很多人是淡泊名利,但也有一些人是不想受到政治纪律的约束。以为古代只有忠心不忠心,被不被人赏识,做官不用讲政治就想当然了,是把古代都当成家天下和私天下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会有不同的政治。
政权内的官员要讲政治,吏不需要讲政治,即吏无义,这是官与吏的区别之一。
不涉及上层建筑,不足以称为变法。有的变法触到了意识形态,有的变法只是及于政治结构和一部分政治原则的调整,这是广度和烈度的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完全被推倒重来,可以称为革命。有时是别人革政权的命,政权横下一条心,也有可能革自己的命。
政权有独立的人格,而临危机时,必然也就会有自救的行动。当自求必须要触动到最深层的意识形态时,便就天下大变,进行自我革命了。延伸来说,中原王朝一次又一次的变法改革,王朝更替,广义上就是在进行一次又一次自救,一次又一次自我革命。
(不眠不休,终于理通顺了,一起发出来吧。觉得这些章节枯燥的的读者,我只能说声对不起了。有一本很多读者看的书,我很珍惜,对于书中主角的行事,总觉得要理出有道理的内在逻辑来。这些内容,不写这本书,没有书中的主角,我根本不可能去想,去做这些没什么意义的事。有了这个主角,让他正确的做事,只好做这些了。主角拜相了,我只能尽我的力量,让他真正的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宰相。如果世界上真地有穿越,我想到了最后,我也会成为主角这样一个人吧。能力或者有限,事情做的有好有坏,但人有这样的机会,怎么能够不做正确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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